一、离开家乡
人的一生中总有些难以忘怀的事情，就像是蓝天上飘浮着的白云边缘，那样清晰地留在记忆的屏幕中。
因两个姨妈在国外定居，母亲属于“特嫌”，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们家人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周围的环境和人给你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哥哥姐姐在外地工作，爸妈因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加之性格不合，经常发生争吵，我自然是他们的出气筒。两个弟弟又小，我这个小三就成了老大，家里什么事情都要管的。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独立生活的机会，在父母都不同意的情况，偷出家里的户口和粮证，办了手续，生米做成了熟饭。后来，妈想起来这事儿时总还是要唠叨几句。
当时，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出身不太好的是不允许报去边疆的，原因是怕叛国投敌。集贤农场属三类地区，离佳木斯不太远，才允许我们报名。来的领队叫李维成，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很魁梧的样子。听他说是一九五八年来北大荒的转业官兵，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老师课堂上讲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的情景，也对这位领导有了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听他讲，集贤农场是1947年建的，是东北地区开发最早的农场之一，如今已初具规模的了，拖拉机、收割机都有，可以说生产已全部是机械化了。住的条件也很好。这倒让我感觉很好。为了第二天早些启程,当天晚上我们这些明天要走的中学生，被安置睡在佳木斯市浴池。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会儿想爸妈这时会是啥心情呢，一会儿又想农场到底是啥样呢？反正主意已定，再苦我也不会回头的。可能考虑一路上便于管理吧，来接我们的人把80多人分了四个大班，也不知咋弄的，还让我当了班长，心想，也就是有啥事招呼一下吧，也就答应了。
天刚亮，来接我们的四辆大客车已停在路边，送行的人也陆续地到了，把车团团围住了，一家人围在一起，拉着手，拥抱着，说着。6点10分，好几个人过来告诉大家“赶快上车”，不一会又过来急促地催大家快上车。真的要离别了，一下子多人都哭了。爸妈领着两个弟弟来送我，站在他们面前，我低着头，什么话也不想说，好像是犯了多大错误，妈在那唠叨着，在外干活自己多注意点，天冷了多穿些衣服别感冒，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不敢抬头看他们，可泪水已在眼圈里转了。上车后，我正好座在靠窗边，爸和弟弟被维持秩序的人拦到了一边，妈一下子想起了什么，把拉着拥挤的人群，挤到车边递过一个布包。这时，我心中一下子涌出了真的要和亲人分别的感觉，酸酸的，我忍着情感不让泪水掉下来和家人摆着手，妈的性格是非常坚强的，就是看着我，摆着手喊着“常给家写信”，“别忘了，常给家写信”，我一个劲地点头。等车开动后，我打开包一看，有三个还热呼的鸡蛋、初中用过的课本、一打稿纸和几个信封，我明白妈的意思，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那是 1968年7月22日，我年满15周岁。
二、 我的师傅杨殿荣
1968年上山下乡到集贤农场后，集训三天我们班被分配到第一生产队。听分配的人说, 一队是农场的老场部,也就是建场初期的老地址，条件要比其它生产队好些。大敞车拉着我们在沙石的公路上开着，路俩旁风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离开过家，没见过大世面的小青年来说，自然很漂亮。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庄稼，机器在地里收割小麦，这还是在集训时，领导说的七八月份是麦收的季节知道的。车在坑坑洼洼的石头路上行驶来回的颠簸，我们每个人站在车厢里，紧紧的抓住车厢俩侧的扶手，感觉浑身扭来扭去有点痛，车尾的灰尘被风吹的冒着的白烟儿。近一个小时吧，路旁出现了好多房子,我们知道目的地到了，也就是我们上山下乡的落脚点到了。车刚开进村子，就发现在路旁有栋石头垒的房子很醒目,是个很大的商店。我心想，不错呀，还有商店哪。我们女生住的宿舍是原来农场场部的办公室，房间不太大，还是火坑哪。
七月份的天气很热，队长说，正是收麦子的季节，今天休息整理内务，明天就下地割小麦。我被分配在CK4自走康拜因上当学徒。可高兴了。听当地老职工说能直接上机务，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啊。让我高兴的是，每天穿着深蓝色的细帆布工作服，带着白手套，头上戴个帽子，很像一名工人。CK4是前苏联产的自走康拜因，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收割机就是很先进的了。全农场只有4台，其它全是拖拉机牵引的半自动收割机。
师傅叫杨殿荣，听说是山东老支边青年，个子不高，不太爱吱声，一看就是个地道的老实人。上班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准留辫子。可我舍不得把头发剪掉，就把辫子紧紧掖到帽子里。他带我到车旁，把车的构造大概地给我讲了一遍，从收割台切割、滚洞脱粒到分离卸粮等部分，然后告诉我每天机车启动前，要检查一下监测仪表是不是好用；又带我上了驾驶室，给我讲了康拜有1、2、3三个前进档，一个倒档和离和器，油门，左、右转弯。开车前要先检查转向是否灵敏，离合器是否好使等。我一听脑袋大了，这么多知识那能记得住呀。
说完，他转身从工具箱里拿出个大家伙，教我如何保养车，告诉我这叫黄油枪。他打开这家伙的后盖把黄油装上，冲着一个油嘴两手向里使劲一夹就打了三下，然后又换了个油嘴打了几下，黄油真的就进到油嘴里了。边打边说，一个油嘴也就打三四下，不能太多，多了油就溢出来了，不光是浪费还埋汰。说完把黄油枪递给了我，要把上下黄油嘴都打一遍，让我自己学着干。我提着黄油枪，四处观察寻找油嘴，挨着个的油嘴往里打。齿轮旁、轴承上、滚桶里，全车上下犄角旮旯那么多油嘴哪。刚干找不着窍门，一个局部总有落下的。弄的我上窜下跳的，累得满身是汗。不一会儿，手上、脸上、衣服上都蹭上了黄油。在给滚桶叫油时不小心还把头给碰了，那叫疼呀。我用手捂着脑袋，偷偷地撩了师傅一眼，嘿，他没看见。干了会儿，有点累了，瞅瞅师傅，心想，还不歇会呀，可他看也不看我，埋头在那捅咕机器，我就自己找了地方靠边站了会儿。车很快保养完了，师傅在房沿根边蒿了一把草，蹭蹭手上黑呼呼的油，头一甩冲我说：“走，马上下地”，我刚才还有点累，一听说要下地了，马上精神头就来了。路上开车时，他和我说：“李子，麦收是全年最忙的季节，豁出命也要把小麦枪回来，要不雨季一到，小麦就全泡汤啦，在累也不能叫苦，这叫龙口夺粮啊”。听了这话，我啄磨，刚才修车时我的心思一定被师傅看出来了，他只是不说罢了，我红着脸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到了地头一看，好家伙，金黄色的麦地真可叫一望无际呀，可以说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广阔的田野，刚才沉闷的心情一下子就亮了。我一看,地头有几个人手正在割麦子,是为了机车进地时方便不压麦子，有人把已割好的小麦打成了捆，跺在一旁。师傅开车就进地，我抬头一看，师傅稳稳的坐在康拜因的驾驶台，两眼炯炯有神，手把舵、缓缓地对着麦地就开了过去。只见前面收割台动了起来，轰轰的响着，收割台往麦杆中间轻轻地一插，上下切刀一挫，麦杆在收割台上跳跃似的进入了机器里，脱谷分离开始了。机器开过的地方，一大片麦子全没了，只剩下大约二三十公分高的麦茬。我跟在车后面看着老开心了，滚桶轰轰地转着，麦桔在里面被打碎，后面的筛子在不停地来回抖动，把麦子筛下去，麦桔在筛子上晃荡晃荡就被甩在后面大大的车兜里，一会满了师傅前面控制一下就自动放下去，好大一堆，像个小山包似的。脱了一会，师傅停下车到后面的麦桔堆里扒啦扒啦，我心思干什么呢？原来是检查有没有麦穗裹在里面。转身和我说，要看看脱没脱净，收割时空气的湿度和麦子的密度都要考虑到，才能决定行车的速度，滚桶的转速，我们不能长成的粮食白白扔掉呀，我听着感觉这里的学问还真不少哇。
跑了两个来回，粮仓要满了，师傅鸣迪招呼地边的胶轮车过来接粮。胶轮车开过来，把后面的托车停在康拜因旁，开始卸粮。只见一侧斜高式的卸粮筒里面传送带一转，粮仓里的小麦就哗哗地流出来了，真好看，就像是从天上流下的一股金黄色的瀑布。粮仓是一个漏斗的形状，在往外卸粮时，中间出现一个坑，四周的麦子哗哗地往中间流，不一会一仓粮就卸完。
利用歇气机会，师傅又一次把机器工作的原理讲给我。收割台非常重要，使用前要检查，要看麦子的高度及时调整拨禾轮的高度和转速，割刀行程和切割的间隙，搅龙转速的大小，都与收割效果有直接关系。另外，作物太湿、太密，杂草多少，或行走速度过快，脱粒间隙小，滚筒转速低；传动皮带打滑，也会影响脱谷效果，也就是说不能让到手的粮食，因咱们工作忽视给流失掉呀，这是当驾驶员必须想到的。我细心地听着师傅的话，并随着他手指的地方仔细地看着，边看边想，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同时，也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
师傅平时话少，可一讲起他刚来北大荒时的情景，话就可多了。有一次，他讲刚来农场时开荒的一个惊险的故事。那时，师傅也是个小青年，还没有成家，有一天，打夜班秋天开荒翻地，他的师傅在前面开拖拉机车，他在后面扶大犁，那时条件差也没有什么车棚。感觉有累有冷，困的实在不行了，就情不自禁的打了个盹儿，可也不知迷了多长时间，只听窟通一声，身子重重的一颠把他惊醒了。蒙了，迷迷糊糊睁眼一看，人和大犁好像掉到什么坑里了，驾驶座已和地面平了。他赶紧离了歪斜地爬了出来，前面师傅也已经下来了，借着车后灯一看，原来是掉进了一个棺材里。那棺材也不知多年了，天板全烂糟了，俩人相互看看，再左右看看，远处山坡上玻璃棵子树被风刮的哗哗直响，1000多米长的垅呀，黑黑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这可咋办呀？”他胆怯的和师傅蹲下仔细一看，妈呀，看到了下面的白骨，可把他吓坏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就觉得两腿嗖嗖地冒着凉风。那也没办法呀，只好起身硬着头皮，壮着胆儿和师傅把大犁抬了出来。师傅说打那以后，他好几天都不敢打夜班。
那时，赶上雨天就下不了地了，叫雨休，我们几个要好的姐妹到师傅家里去玩，师傅给我们讲以前的事。讲刚来时住的是拉合辫的坯房，山上的野鸡，泡子里涝回的泥瞅，冬天的大烟炮。讲这些时，听着感觉那时多艰苦呀，可看师傅一点也不觉得多苦，反而有一种自豪感的眼神和骄傲的语气。
麦收那些日了可真叫累呀，不下露水不能停机，每天都得晚上10点多才回来。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就得给车做保养。等太阳出来了就往地里开，进地就是一天，累了换人车不停。中午吃饭能稍微歇会儿，一直到夜里下露水了才回来。队里领导有话儿，我们这些学徒的是不能随便动车的。可我总是疵个孬的想自己开一下。杨师傅好像理解了我的心思，一有空就一遍一遍的把车上的构造、各部位和功能、应注意的事项讲给我，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开一会儿。我心里想，这有啥难的，三个前进档，一个倒档，再就是个一个离合器呗，我都记住了。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麦收也接近了尾声。有一天，在西山地号收麦子，中午饭后大家都在歇晌，几个在地头捡麦子的女知青，靠在一堆麦桔旁打盹，连长他们也都不在，车就停在地的半截腰。我心思，这会儿去开车准没事儿。就壮着胆子绕了过去，心里想着程序把车给打着了，座在驾驶室里把车给起动了。车直着就往地头开去。那里本来就是个下坡，起车后也不知咋的了，车速快了起来，我双手把着方向盘朝前面开去。谁知心里想的可车就是不听使唤，前面三米宽的收割台，直冲着那几个休息的女生麦桔冲去了，我左右打着方向盘，可车就是不听话。在旁边歇气儿的师傅一见此景，边跑边喊：“快踩煞车！快踩煞车”。急的直摆手，可那时我已经蒙了，手脚也不好使了，杨师傅拼命的向这边跑着、喊着，地头休息的人全都惊醒了，大家急得往这边跑。车也快到麦堆了跟前了，那几个睡觉的女生吓的连滚带爬的轱辘到一边，我也不知咋整的，一下子把车给弄停下了。
我满脸是汗，心跳的特别快，胆颤心惊地下了车，杨师傅追了上来，什么话也没说，看也不看我，开着车就去收麦子了，我站在那不知所措。一个下午，师徒俩一句话都没说。我几次想说话，可又不知说啥好，一个劲地打溜虚，师傅到哪我到哪，乘师傅转身时，我赶紧向他咧咧嘴，可师傅看也不看我一眼。忙了一下午，不知不觉天黑了。晚上回来把车停到机务院，师傅送我到宿舍门口站下了，我低着头不知说啥。师傅说“李子，我不批评你，累一天了，回去好好儿歇着吧，想想今天的事儿，多危险呀！”我低头用手捻着衣襟嗯着。师傅停了一会儿，又语重心肠的说“你还年轻，记住，以后无论干啥、学啥，不能凭一时小聪明，得细心，得琢磨。得用心记着。师傅喘了口气又说“干啥，得用心哪！”说完转身走了。望着师傅的背影在宿舍门前的灯光下消失在夜色中，我在那站了好一会儿才进屋。躺在炕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反复琢磨着师傅最后那句话，尤其是“得用心哪”，这五个字的语气。当时，我虽没敢抬头，但却能感觉到师傅那严厉的目光。
后来，师傅这句话成了我工作的座右铭。这么多年过去了，几次调动工作，从普通一员到中层干部，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都能想起这件事，想起师傅语重心肠的话，“干啥，得用心哪！”这句话都能给我信心和力量。
这么多年，我用这句话鼓励自己行动的同时，让悟出了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所谓“心想事成”不是一想就能成，而是要用心去想，用心去做才能成功。
为农场建设奔波了一辈子的杨殿荣师傅，今年已88岁高龄，仍生活在农场，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身体还好，每天溜达溜达，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
三、难忘的一次抢场
1969年组建兵团后，我当上了四排副排长，被安排在晒场工作。这活最累最紧张的阶段要属麦收了，叫龙口夺粮。全连老少谁都不能怠慢的。每年麦收前全连要开个动员大会，职工家属全到，能下地的全上，老弱病残孕不能下地的，只要听到晒场敲钟，不管干什么哪都必须撂下手中的活，跑步到晒场进行抢场。因为每天要进好多车的小麦，当天就得摊晒，要是捂了发烧了可就全废啦。只要车一来，人推马拉大桑巴全上，把麦子摊开，厚度在10多公分吧，然后人工用木掀打成堑，目的是增加通透性和阳光照射的面积。打堑要顺着太阳的方向，或考虑一下风向，这样便于快些降低水分。就是下雨天不能摊场，晒场的工人也不能休息，在每个麦堆上面支上架搭上棚子，两个人在里面倒堆，降低温度，防止发烧。
1970年7月22日，正好是我下乡的纪念日，全连正在紧张的进行麦收。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天上，一丝风也没有，什么也不干呆着都直往外冒汗，何况是中午翻场呢。在晒场工作，中午不休息，换班吃饭。12点多钟，我们刚翻完一遍场，在晒麦棚子里歇气，有的躺在草苫子上，有的头枕个沙袋子闭着眼睛在那养神儿，几个青年精神也不睡觉，在装好的粮垛上凑在一起唠喀。晒场的种子化验员叫李明俭，是五八年的山东老支边，在晒场工作多年，人称“活气象”。只见他在这片麦子上捡几粒往嘴里一扔，咬一咬又吐出来了，又上另一片麦子上捡几粒往嘴里扔，刚开始我不知他在干啥，后来知道了，这叫测量水分，是他多年总结出来的土办法，一般用牙一咬成饼，说明水分还大，还得晒；一咬就断了是水分达到标准了，可以扬场装袋了。一般十二三个水分就可以了，他边测量水分边往西边直劲地瞅，瞅了一会儿，他叫来老排长杨树莽，用手指着西山那边出现的一大块云彩说：“不好，那块是雨云”。老排长说：“不能吧，天这么热”，“活气象”坚持说“这样的云彩很少见，但来的特快，赶紧抢场吧”。老排长马上组织人员赶紧抢场，说完就去大门口敲钟了。麦收期间钟声就是命令，听到钟声好多人往晒场跑来。车老板牵着马，人扶着大搡耙来回地奔跑，其他人使劲用木锹往上传麦子，整个晒场忙呼的都“冒烟”了。边干着就感到冷风呼呼地过来了。在“活气象”那儿我学会了好几句判断天气的喀，“风是雨头咯，屁是屎头咯”，“山带帽，雨要到”，“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等。老排长挥着手，喊着招呼着我们来回跑，指挥大家快点干。攒好一堆马上就用苫布盖好，在用沙袋压上。最后一片麦子还没来得及传成大堆呢，黑压压的乌云夹着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的骤过来了。大家赶紧用苫布盖麦子，可风太大，苫布被刮到空中，鼓起老大老大个包，好几个人都没有抓住，一下子一块苫布刮到晒场围墙上去了。我见怀孕的刘桂芹被风刮倒，赶紧把她扶到晒麦棚子里面。用沙袋压苫布已经不顶用了，眼瞅着麦子就要被冲走了。老排长急了喊一声：“扒下”！自己就扒在苫布边上了。见此情景全排的同志都跟着分别扒在苫布上，狂风夹着雨点打在身上有些痛，我用手捂着头和脸,一动也不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住粮食，绝不能把麦子冲走！忽听咔嚓一声巨响，晒场大门旁挂大铁钟的老扬树，被拦腰刮断了。
半个多小时，瓢泼大雨过去了。东北的夏天就是这样，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整个晒场像被水洗了个澡，空气特别清爽，晒场旁边的堑沟里哗哗地流着水。大家没有一个走的，站在那冷的一个个脸都发白，有人嘴唇和头在发抖，男士们光着膀子拧着衣服，我们女生用手提着衣襟弯着腰往下拧水。在贫下中农的带领下，我们用身躯和毅力保住了粮食。大家穿着滴水的衣服和湿漉漉的鞋，又把苫布打开，麦子被重新摊开。虽然我不知道这批粮食运往何处，但我相信，在上交国库的小麦中，有“活气象”等老垦荒的聪明才智，同时也包含着我们这帮知青的青春热血和艰辛劳动。
水洗的衣服贴在身上，直了直腰，向大门口望去，只见老杨树仅连着皮的上半截，歪歪斜斜地插进地里，雪白的树杈仰向天空，在向我们这些战天斗地的勇士们致敬！
四、知青们丰富的业余生活
1969年组建兵团后，我们不再叫农场了，属于部队番号了。我们连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关建设兵团三师29团一连，通信的地址是钢字312信箱41分队，够气派的吧。连队先后从佳木斯、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几大城市来了八批知青，共200多人。一个生产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食宿问题呀。我们女生住老场部搬迁时留下的一栋办公室，房间很有点小，里面加了火坑。连队突击新盖了栋红砖大房子当男宿舍，几间大屋子里南北对面大炕。一个屋能住二三十人。
各城市来的知青名单全部打乱，分到各个班排。按班排分寝室，这样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生活方式的知青，分别吃住在一起了。大家都很开心，和睦相处，相互学习各地的方言和生活习惯，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上海人把“我”说成“阿拉”，把“人”读做“宁”，“上海”读做“桑嗨”，“我是上海人”就读成了“阿拉桑嗨宁”，有意思吧。不长时间知青中一些高中生就初露锋芒了，他们受教育多，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又成熟，很快成了连队的骨干。刚刚组建连队，各个岗位正需要人，连队里的出纳、文书、统计、卫生员都换了或新增了知青；有些上了机务学开拖拉机，还有的到学校做了教师；年龄偏大点的高中生还走上连队的领导岗位。
青年人多的地方，总是生机勃勃，男青年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单双扛，安在宿舍门前，队里给平了块篮球场地，机务师傅帮着焊了个的篮球架。这下可好了，哈尔滨知青岳斌汉、曲忠礼、范传国哥俩等人组成篮球队，当地青年王海峰、杜桂林、邵文国等人也组成了个队。到是年轻不知道累，本来干活就很累了，可一又空他们就出现在篮球场上，我们女生拿着织毛衣的手工活，在一边助威看热闹。
连队的六号地垅最长的地方约1000米，中午在地里吃饭，一天下来要铲几个来回，收工后在步行四五十分钟回到宿舍。就这么累，饭后青年们洗漱完了就三三两两地出来，坐在宿舍门前的榆树墙里，有拉二胡拉手风琴的，有吹笛子和口琴的、有下棋打扑克的、玩拉力器的，有打排球的很是热闹。有时赶上休息或倒班，我们还约几个姐妹一同到四五里地以外的四方台煤矿去看电影，《奇袭白虎团》、《麦花姑娘》、《保卫萨拉热窝》等电影，那时演的老火了。生活中女青年们学会了补手套、织毛衣，缝棉活。做针线活最好的是雅芹姐，谁有啥不会了都过来问她。那天，一个上海小知青拿着一条缝不上的棉裤过来，雅芹姐一看，提着裢子问，“这里还应有块布，是三角型的”；那个女生楞了会儿说“拆时我以为没用了给丢掉了”。雅芹姐顺手把她拉过来，转身拍了下她说“这么大个屁股，没有个撅裆裤子能提起来吗？”满屋子里传出哈哈的笑声。我们还和当地的老职工学会了用玉米叶做鞋垫，说是隔凉，冬天垫在鞋里招呼呼的。虽然很累，但我们很快乐，生活的很有意思。
1970年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0”声明。为了庆祝这一声明的发表，连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老职工杨殿贵会打杨琴，学校的杨德才教师和机务的宫恩义两人拉二胡，便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也不知咋回事，他们真有两下子，不用看谱子，但听你唱就能弹出曲子来，你说怪不怪？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还真编排出了一台节目。天津知青王颖独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们四男四女排练了舞蹈“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表演的形象，大家刻苦学习新疆舞蹈中左右动脖子的动作，累的大家哈哈大笑，还想办法自己做了新疆帽带在头上。为配合当时的形势，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型舞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为了演出的比真些，我们在连队里翻阅了旧画报，查阅更多国家人的衣着和穿戴的习俗，像朝鲜、非洲黑人的样子，脑子里能想象出来，可有些根本不知道呀。15名男女知青伴演了好多国家的人。我记的最清楚的是伴演黑人的哈尔滨知青刘忠雨和佳木斯的宋立群，他俩光着膀子，用墨汁把脸和上身全都抹黑了，衣服围在胯间，跳舞时手来回的晃动，一笑露出了白白的牙齿，形象极了。还有天津快板“说说咱们的连队好”。那时正值全国上下学唱革命样板戏，当地知青王海峰带条长围巾伴演李玉和，北京的徐建英伴演李奶奶，天津的王敏伴演李铁梅。别看谁也没唱过京剧，可他们三个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加上刻苦排练提高的非常快。王海峰手提的红灯是我们用手电筒，外面糊了个长方形的盒子，再包块绒布改装的，徐建英把头发盘在脑后，脸上划上几道皱纹，和当进老借了个代大襟的袄；在用黑毛线给王敏做了个大辫子，倒剧就全了。三个人合排了《红灯记》中的片段，“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你别说，化了妆上台这么一演，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获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为了对青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们还排练了一个独幕话剧，“一块银元”，故事情节是反映旧社会地主欺压百姓的故事。哈尔滨知青刘忠雨龇牙咧嘴举着皮鞭子扮演大地主，当地知青王海峰和全桂琴扮演一对穷苦的老夫妻。剧中有个情景，是大地主用皮鞭狠狠地打在老汉的头上，老农当场昏了过去，老太太扑了上去痛哭起来。排练时，全姐很快进入剧情扑了上，可老农睁着眼睛一动不动，不一会儿却笑了起来。队长问“怎么回事儿”？王海峰说，她手搭在我肚子上一动一动的有点痒。队长说“我们要带着无产阶级感情，带着对地产阶级的深仇大恨来排练。”剧中扮演受苦的小女孩，是原农垦总局设计院工程师刘敏儒的女儿刘琼。那年她才10岁，瘦瘦的，个子不高，梳着两个小辫儿，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一看天生就是演员料。给她讲完剧景后，她很快便进入了角色。演到小姑娘被地主灌了水银给老太太作陪葬时，她滞呆的眼神，打着一盏灯，一动不动地被推了出来，那忧伤的曲子和悲痛的配音解说，使台下好多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后来，宣传队还代表连队到团部参加了几次演出。那时，正值“全国山河一遍红”，各地都在大唱革命歌曲和学唱样板戏，学校里知青在教上海的舞蹈，老职工们在学唱样板戏、在学说天津快板。知青们把家乡的文化艺术溶进了北大荒的沃土，溶入了当地百姓心中并生根发芽。
在田间、地头，在晒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草院上升起来落的太阳》等歌曲，总是在广袤的绿野间回荡。
五、三 个 司 务 长
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饭成了大事。1968年我们佳木斯知青20人刚到时，因住宿人本来就不多，宿舍旁一间草房是个小食堂，窗前有个小酱缸，夏天打开盖儿，总能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东北酱香味儿。六九年以后来陆续来了大批知青，食堂就挪到原来的礼堂了。（是老场部在时建的）当时的司务长姓谭，说话总带有口音，在我们来不长时间就回山东老家了，印象不太深。接他工作的老职工姓刘，是个老党员，中等个头，最大的特点是一脸的胡茬子。人称外号“刘大胡子”，那可是个热心肠儿，见面总是笑呵呵的。见城里人爱吃大馇子，就用饭大豆和玉米馇子做成干饭，人还没进食堂屋哪就闻到了香喷喷味了。说实话，真的很好吃。头几天大家都说好，可时间一长就腻了。连续好多天中午是大馇子干饭，晚上是大馇粥，也就是说，每天只有早晨能吃上馒头。这帮小青年就不干，背后就把“刘大胡子”改成了“刘大馇子”。找连长提意见，说领导不重视知青生活。司务长答应马上改进，中午吃馒头了，但还是隔三差五的连续两天做大馇子干饭，弄的知青们又提意见了，没办法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换个司务长。
一个老党员叫钟振江的接这活儿，他是南方人，喜欢吃小米饭，说是小米有营养，平时只有生孩子做月子的妇女才能吃到。于是，改以往的大馇子干饭变成了一天两顿小米饭了，早上菜汤馒头，中午和晚上全是小米干饭，可真烦人。知青们说“好家伙，咱们全做月子啦”？于是，他又获得了“钟小米”的“光荣称号”。这帮小青年又不让了，几次找连长要求换人。连长说“你们看谁行？有没有想干的”？这时哈尔滨老知青孙向军说“我干！”大家一看是孙大哥，拍手同意了。孙向军是青年中年龄较大的了，在一排当排长，平时就向个老大哥似的处处关心人，就这样选出了我们自己的司务长。
刚干头半个月伙食可好啦，大家心里也挺高兴的。干了一阵子孙向军说从降低食堂的成本出发，要调剂伙食，把馒头改成玉米面和白面二掺的发糕了。别说，那金黄色松软的大发糕，喧腾的，全是蜂子窝，吃起来真香。刚开始我们又感觉很新鲜，可没几天和“孙大发糕”的绰号有叫出来了。气的连长直摇头：“这帮少青年是真没折啊！
那天，连长组织知青开会，讲了具体情况，原来是这两年有些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团党委提出，宁肯少留口粮也必须完成上交国库粮食的任务！优质的小麦必须上交。连长说，你们吃点粗粮不算啥，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哪，因为在北京首都，十个馒头中就有六个是北大荒生产的呀。听后，我们才知道三个司务长调剂伙食的因由了，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后来，连队也听取了我们大家的建议，从南北方生活习惯考虑，经常调剂活食，知青们再也不在闹事了。记得当时往地里送饭时，粉条豆腐和大头菜的大包子可好吃啦。每次送饭车一进地，大家都车围上了，师傅们在车上给每个人打菜发馒头，我们左手一大碗菜，右手捏两个馒头，往地头一坐，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吃的可香了。连长说“广大知青来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用青春和热血，落实着党中央屯垦戍边的任务”。“屯垦”是驻扎下来开垦田地的意思，而“戍边”顾名思义就是守卫边疆的意思。你们做到了而且做的很好。”
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一个个脸晒黑了，手磨粗糙了，可身体结实了，意志坚强了。在无奈地奉献青春的时候，世界观也在默默地形成。虽然付出了许多许多，但这期间更多的是收获，我们收获了艰苦的经历，收获了人生的磨练，收获了克服困难的勇气，收获了努力拼搏的信心。我们收获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生存的本领。
六、新 婚 对 联
我们连队分南屯和北屯两个地点，南屯是刚建场时的老居民区，后来场部建在了北边，又盖了好多家属房，大多数人家都搬迁到了场部附近，便形成了南北屯，只有学校和少数几户人家留在了南屯。
从北屯到南屯有一条很宽的公路，就这条沙石路是兵团内部的公交车线路，通几个连队也可通达双鸭山市，是我们连队与外界联络的必经之路。路两头是大漫坡，中间是个大洼兜，洼兜处还有一座石桥，底下流着潺潺的小溪，根据雨季水量时多时少。路两边有五六十公分宽的壕沟，为的是下雨时流水。两旁各有一排长的很壮实的树，经多年生长，树冠上边空间处已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自然优美的绿荫带。迈过壕沟里面还有一条不太宽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散步，那个感觉还是不错的。这条路可能跑了多少年，路基的石头早已暴露出来，整个路面坑坑洼洼的，上面铺的沙子早已不顶用了。那个年代，此路晴天一片灰土，雨天就是名符其实的“水泥”地。长度大约有一公里吧，这幽静的环境可是我们知青休闲散步的最佳选择了。
一晃下乡有几年了，老高中生都二十好几了。夏天，一到晚上，收工回来洗漱完毕，就会看到年龄偏大的一个个的从宿舍里溜出来，低着头，快步地的向南屯方向走去。我们这些小几岁的就偷偷看着，看谁又自己一个人出去了，在瞄着男生宿舍那边，谁出来了，小声砌鼓喳鼓地说着，我们知道这是男女生在谈恋爱，觉得挺有意思的。后来不知这些小动作咋的被指导员发现了，他说，对知青进行“再教育”嘛，你们远离家乡，又远离父母，连队要对你们负责。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又说：“要是让我碰上你们这些谈恋爱压马路的，我就敲钟，把全连职工都叫到俱乐部来，看着你们在台上压。”他那声音很严厉，吓得有对象的小青年好象是犯了错误，都不敢抬头，谈恋爱的“活动”也收敛和隐藏了许多。
有一天休息，中午一点多钟，好多人还在睡觉，操场上出现男女一对，挽着手亲密地走着。男生高高的个子，带了个帽子，女的中等个头，不胖不瘦，围了个对角折叠的方巾，因带了个口罩看不清是谁，但一看就知道是谈恋爱的一对，这是谁呀，这么大胆？不一会儿，不知谁喊了声“男的是杨福洲！”大家议论起来，“哟，真的是他呀，那个女生是谁”？“好象是.....，不对，不对”。我们谁也没猜出来那个女生究竟是谁,走了两圈俩人往老保院往那边走了。
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议论这事儿，有的睡觉没看到当时的精彩，赶紧问怎么回事儿呢？只见佳木斯的仲卫权把身边女生的围巾拽过来，包在自己头上，拉着杨福洲就走了起来。哈哈，原来是你们俩呀！大家哈哈大笑，有的笑的前仰后合。杨福洲说是仲卫权的主意，仲卫权却说“好玩吧，我就是要告诉有些人，谈对象咋啦？我们还就大大方方的谈了！
自古以来，爱情的火焰势不可挡的啊！我们连下乡青年中，第一对儿结婚的是哈尔滨知青张贵和梁桂金，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叫小燕儿，意思是我们知青就应该象燕子一样的飞翔。我们都叫她“知青一枝花”，有空儿就去他家逗小燕子玩。接着，孙向军与王丽华，姚风良与倪雅芹，陈树成与闫艳清等，好几对都相继安了家。虽然农场的老房子旧的已不成样了，可结婚时这帮知青还是把新房布置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窗户和门上都贴上大喜字，从山上砍回来的柞树夹上仗子，围上个小院，真就向个家样啦。
赶上谁新婚当天，大家跑到四方台买了些鞭炮，把新娘子从宿舍里接出来。那年月也没有什么婚纱和烫头啥的，只是收拾利索点穿套新衣服罢了。晚上知青们凑到一起吃上一顿，喝着连里自酿的60度小烧，嗑着瓜子，闹洞房。大家吃着，喝着，说着，笑着，满屋子充满了喜悦。他们和老职工一样，房前屋后种上了茄子、土豆、豆角、柿子什么的，过上了温馨的小日子。
记得哈尔滨刘忠雨和上海的王信真结婚时，这帮知青都在忙乎着布置新房，屋里前几天就粉刷完了，有帮着做被褥的，有的在外面夹仗子，我也在那贴着窗花。脑子里即兴想了几句话：“南方姑娘北方郎，遥遥千里配成双，互敬互爱干革命，边疆生活谱新章”。心思了一会儿，我就大声说了出来了，“好”，大家响起了一片掌声。“这对联不错呀”，“啥对联呀，是首打油诗嘛”。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是当时自己心里的感受，就是想说出来，感觉很有意思。
看着大家喜庆的面容，我心想，爱情这个神秘而令人想往的心愿，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在屯垦戍边环境下结的爱情之果，一定是更加坚强，更加美丽，更能经得起风雨的考验吧！我衷心地祝福着。
七、红色架线兵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提起珍宝岛战役，几乎都知道，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从1915年形成伊始，中国居民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捕鱼，岛上长年驻有中国官兵，在这里守卫着祖国大门。
自1967年1月一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先后多次侵入珍宝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生活，阻止中国边防军执勤，并打伤百姓和边防战士多人，声称珍宝岛属于苏联领土。中国政府严正要求苏方，立即停止其武装入侵和在岛上的一切不轨活动，并立即离开中国领土。可苏方政府却置若罔闻，并于1969年3月15日，出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百人，在直升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向守卫在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军激战近9个小时，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急袭，打败了苏军的入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苏边界自卫反击战。当时，广播、报纸都能得到这些消息，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真的是义愤填膺，恨不能立即上前线和苏修侵略者血战到底。为彻底解决珍宝岛问题，党中央决定架设一条秘密线路，直接指挥珍宝岛战役，我们三师29团接到的任务，是要完成密山和虎林地区电话线路的安装。听了指导员大会动员后，知青们请战书 、申请书纷纷递向党支部，几个上海知青还写了血书，坚决要求上前线。团里抽调有战斗经验的中层干部和相关人员，组成了二个架线连。我们连队出一个排，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的架线任务，并担任排长。
总领队是一位现役军人，瘦瘦的高个子，大家都叫他王参谋。一连连长赵永发，黑黑的壮汉，脖子上总是扎着一条白毛巾，一说话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岁数大的人都叫他赵黑子。二连连长名叫宋立高，说话还有乡音哪，他俩都是五八年的转业官兵。晚上开动员大会，不记得是多高级别的领导给我们讲话了。他讲了这次战斗的意义和重要性，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那就是要军事化管理，一切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兵，一个战士，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祖国和每一寸土地！大家有没有信心？”全场人员挥动着手臂，异口同声的回答：“有”，那声音真的是震耳欲聋
听完动员后，自己心情格外激动，好像自己真的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马上就要参加战斗了似的。第二天清晨，路边好多清一色的部队军用车，我们组织好了队伍等待出发。领导们在一起说着什么，相互间握手，鼓励、辞行。车上拉着行礼、苫布、工具什么的，我组织排里战友有秩序的上车，车下边好些穿着军装的领导，亲切的向我们摆手致意，在为我们这些“架线兵”送行。以往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今天在自己身上成为了现实。我骄傲的从窗户向外面送行的人挥手致意，心里在说，“放心吧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那时的公路大多是沙石路，不太好走了，车在公路上颠簸着，可我们个个都很激动，说着，笑着，我还组织大家唱歌。后来一个个就迷迷糊糊睡着，等到天黑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下车一看是一栋旧楼。我心想，这是啥地方？还挺不错的哪，路旁边有几个老乡在看热闹。我快步走过去，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原来八五三农场孵化场的老地址。前面传来命令，“全部下车，在此休息整顿，第二天早上5点钟继续赶路。很快分好房间，因为很累加上明天还要早起，稍微收拾了一下就都休息了。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绕河县小佳河镇。听说到目的地了，大家一下子精神起来了，一路的疲劳也全没了。车停下，让大家稍稍休息放松一下，领导开了个碰头会，住在那里？连长讲，架线的线路在山上，要是住在镇上，条件好些但离工地太远，住到山上条件差些但进度肯定快。最后决定，前方战士在流血战斗，时间就是生命！为赶工期，上山！几个人立即先上山选址，大部队随后就到，在半山腰选个视野开阔的地方，集体动手清理杂草支帐棚。虽没干过，但大家都积极地动手，下山到老乡家扛木板，建起了我们的新家。从连队来时我们都想到了肯定会很艰苦的，青年走时连队的老职工给我们做了鸡毛褥子，铺在底下说是隔潮隔凉，妈听说我要去架线，从家里稍来了一张狗皮，我用手轻轻的摸着，能感觉到妈的温暖。
为把这次任务完成好，省里派来了通讯工作的电业技术人员，负责从策划、开道、挖坑、立杆、上横旦、上瓷葫到打拉线，全过程的技术指导。动工前先进行了严肃的安全教育，而后就是技术指导了。我们一下子投入了紧张施工中，每天早上起来最麻烦的是打绑腿,我们这帮小青年哪会这个呀，师傅们手把手的教；棉袄外面扎上皮带，一是为了保暖，二是干活时也利索。头上顶着棉，帽子，脚上一双棉兀啦。
线路策划工作前期已经完成，我们上来第一道工序是开道，要在茂密的树林里开出6米宽的山道，而且要考虑到线路和山势及植被的复杂性，那些技术人员在前面考察规划出线路，前进30米处刻上个明显的记号，我们俩人一组，每组400米。两人各把线路宽度的一个边往前干，免得干偏了白费力。赶上好的地段还行，要是遇到一种叫拉拉秧的植物或树的气根相互缠绕在一起，可麻烦啦，那叫费劲呀，捋不清砍不断的，稍不注意就划着手和脸了。所以，每天出发时工具都要带全啰。背后插着镰刀和锯，手里拿着把斧头还要带着铁锹，真不知啥时要用到什么家把什。干累了俩人一合计就歇会儿。我天性好动，有时还借景生情地唱两句：“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一人把一个边往前开道，如果进度不一样，那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有时感觉憋闷了，就抬起头和小鸟说上几句，小鸟也不害怕，在树枝上吱吱的叫着，跳来跳去的好像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我们的领地了？”遇到个小松鼠便跟着追上一会儿，但还不敢跑远，万一找不回来咋办，也算自己解闷找开心吧。
开道过后，没几天就开始挖电柱坑了，坑距50米一个，自己挖自己的，也就是说在这大山里，50米才能有一个人，你说孤单不孤单。坑挖的标准60公分见方，1.2米深。不就是挖个坑吗，看似简单但真些点专业性，从那时起我便学会了用桶锹。这可不是一般的工具，是挖土方专用的，手要握住了锹把，然后用膀子找好角度，再用全身的劲往下压，一天下来混身那叫痛呀。
虽然很累，但看着这活一项接一项的完成，还是很开心的。任务一个接一个，上横旦还好些，一个杆上有俩个横旦，每个横旦上有俩个大的瓷瓶，是要在下面安好后才能立杆。打拉线和上瓷瓶技术性就多些了，这两项几乎全是省里来的技术人员干，我们根本伸不上手。让人最羡慕的还是看师傅们上杆儿安瓷瓶，余下的小瓷瓶都要等立好杆后再上去拧。我不理解地问，把所有的瓷瓶在下面都弄好了，再上横旦不就省事了吗？师傅笑着告诉我们说，小瓷瓶如果先安上，在立杆和打拉线时容易弄坏，会很乱的而且损失是很大的。所以，师傅们就都得穿着脚扣子，腰的口袋里全是上杆要安小瓷瓶。我心里茨格瑙的几次想照量照量，都因太危险被师傅拒绝了。
有一天，快收工了，师傅们在这边歇气，我把脚扣子穿在脚上，在一边玩，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答应了。我高兴地扎上安全带，蹬上脚扣子，在大家的关注下，学着师傅的样子，慢慢地上杆了。头几步挺好玩的，觉得很有意思，不太高也没感觉害怕什么的。到了半截腰有点紧张了，双手抱着杆在那不动了。往下一瞅，“啊！离地这么高啦”！有几个男生见我紧张的样子，哈哈大笑说， “撑能，让你撑能，下来吧”；有的师傅也喊“小李，下来吧，别往上去了”；这时，麻师傅扬起头边喊边走过来：“别怕，手把住了，别往下瞅，抬头往上看，就是别低头，抬头往上看就不害怕了”。我按照麻师傅说的去做，真的好多了。状着胆、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我终于爬到了最上面。我两脚使劲的蹬住了，俩手把着电线杆，抬起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真过瘾哪。抬头向前望去，宽宽的乌苏里江水微波荡漾；再向远方望去，对面苏联的建筑物看得真切的。啊！那就是苏联呀，山坡上欧式房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挂着的红辣椒都能看着。
白天干活还好过些，到了晚上就难熬了，入冬后就更遭罪了。睡觉时冻的实在是让人受不了。进被窝时我们头上带着棉帽子，嘴里念着:“下定决心不怕冷，排除万难往里钻”！把身体弯成一个团，把两腿抱在胸口还能感觉热呼点，把被子轻轻的盖着点鼻子，早起来帽子，被头和头发上全都是白霜。吃饭也是艰难的事，中午饭开始是自己带，早晨上工时就用垫肩布包两个包子往腰间一系，到中午休息时吃一口就行了。跟本没水喝，实在渴的没招了，就走上50米到前几天挖好的坑里找渗上来的水，狠狠心用茶缸子轻轻的往上一舀，虽然混点，眼睛一闭就喝进去了。后来战线越拉越长，而且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带干粮已经不行了，为保证大家吃饭问题，领导决定送饭。食堂工作人员两个馒头中间夹上半块腐卤，算是一份。用大汽车在盘山道上跑，跑一段就“笛笛、笛笛”的按喇趴，听见车声我们就往山下跑去取干粮。可战线太长了，一号点上午10点送到了，最后点也得1点多钟才能吃上就算不错了，就这样我们吃了半冬的腐卤。
有段时间供给不好，很长时间没有吃肉了，每天就是白菜、土豆、罗卜、要么就是大豆腐。都挺谗的，有的男生说“唉，都忘了肉是啥滋味啦”。也巧，那天村里有个农民上山打了头野猪，这下可好啦，食堂买了些回来。当天晚上吃的是野猪肉饨酸菜粉条。这可是咱东北最好吃的菜了，一人一大碗，真香了啊。边汤都喝了。听当地人说吃了野猪肉头上爱往外冒油，有几个女生还有点不敢吃，端着碗瞅瞅这个瞅瞅那个，看谁吃的香。说实在的，能吃上肉还管那事儿呢，有个男生见此情景，乘人不备，伸筷子就把徐伟碗里的肉挟过来扔到嘴里，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晚上夜幕降临，我们从山上下来，排成队往回返，谁也不知道累，
大家情绪高昂地唱着我们自编的歌：
我们是红色的架线兵，
踏遍边疆万里营，
棵棵线杆我们立，
把红线架到北京城……；
这边在紧张地架线，那边在往战地运军火，只知道当时进战地连灯都不准开的，但谁也不许问，这是命令！我凭着自己是排长，想走下后门，几次小声的求司机师傅，偷着带我进战地去看看呗，可他坚定地摇摇头没有同意，并说，“不是不给你面子，那上边太危险了。”
1971年珍宝岛问题得以最后解决，我们这些“红色的架线兵”，只有在指挥部工作的倪政平随记者曾到过前线，领略了什么是和平时代的战争，其他谁也没能上前线看上一眼，只是完成了密虎地区的架线任务。但我深知，在中国，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自卫反击战役中，凝结着我们这些红色架线兵，这一代知青的艰辛汗水。后来，我告诉倪政平想写这篇稿子，他给我发来一段话，“那天，到阵地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加农炮群昂首指向天际，雄壮的坦克群冲锋陷阵前的待命，见到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驻守在风雪之中，肃然起敬的感觉一下子拥上心头。”
后来，国家在宝清县城东2公里万金山南山头西北坡修建了“珍宝岛烈士陵园”。在农大上学时我特意去了趟，去瞻仰我心中的英雄。在茂密的翠柏中，有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战斗英雄称号"的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烈士的墓碑；还有在珍宝岛战斗中牺牲的其他63位烈士的墓碑。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9团一连，1969年去珍宝岛参加架线任务的人员有： 唐忠良：时任副连长
佳木斯知青：李贻玲 倪雅琴
哈尔滨知青：姚凤良 岳斌汉 王百忠 王明选张沙丽 吴振花
上海知青：倪政平 华道清 朱劲松贾慧佩 陈玉英 徐伟
当地知青：王海峰 李英杰 杨瑞清 魏秀珍
天津知青：谢莹 共20人
八、与死神擦肩而过
1971年为发展畜牧业生产，连里决定在去往西山的路旁盖几栋猪舍，我们排的任务是挖地基。头一天挖的没够深就下班了，正赶上雨季，没想到夜里还真下起雨来。第二天早上天又大晴了，干啥活？地基还挖不挖？我们在队部门前等信儿，不一会儿，老排长过来说地基不够深接着挖。
到了现场往下一看，里面有约10来公分的水吧。排长和我说“找人下去把水掏出来，大家好下去继续挖”。我一看大多都穿的是农田鞋，下去肯定全湿了呀。在一想，派谁下呀，又是水又是泥的，自己是副排长，当然得带头下去啦。我低头用眼一扫，只有小魏穿的是靴子，就和她把鞋换了。我脚大穿她的鞋有些费事，使劲蹬也进去了，凑合穿着吧。找来了个小盆，上面人把水桶梁上拴了个绳子，放了下来。我哈着腰把水往桶里舀，装满水直腰提起来，上面两人使劲往上一拽，水桶就上去了。一桶一桶的往上拽，多数人都在旁边看热闹，感觉也很快。眼瞅着快掏完了，我两手提着水桶梁刚直起腰，突然呼地一声，大面积偏帮，两侧的地基塌方，正好我刚要起身腰一下子被卡住了，把我挤在了中间。脑袋露上面，土从脖子往下挤压着。其实地基也只有一米宽，塌方能有多少土呀，可太突然了，让人有点发蒙。用锹又怕碰着我，大家七手八脚地往外扒，我刚感到胸口有点憋得慌，就被大伙连扒带拽的扣出来了。几个人扶着我坐到旁边，心急加上害怕，感觉混身没有劲儿。大家围看着我，姐妹们为我扑拉头和身上的土说,“唉呀，脸都白啦”。老排长过来瞅着我说“幸亏是头抬起来了，要是在掏水时塌方，还不捂哪呀！”
其实也没那么邪乎，一米宽两侧塌方能有多少土，只是太突然害怕而已。歇了会儿，气喘的也匀呼了许多，还好哪都没伤着，只是吓的腿有点软。排长说，“回宿舍歇会儿吧”。两个姐妹送我回宿舍了，躺在被窝里一想还真有点后怕了，当时的情景总在眼前转，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还好是直起身时，这要是被扣到里头可咋整呀。要是真出点什么事，爸妈可怎么办呀？过了一会儿想想，咋也没咋的有啥哭的呀。不知不觉地地睡着了，姐妹们下班回来把我吵醒了，原来已是中午。饭都打回来了，她们赶紧问我怎么样，我懒洋洋地坐了起来，在被窝里把饭吃了。
饭后，我静静地坐着，只见大家都累了，刚躺下就睡着了，到点了班长一叫姐妹们都起来了，揉着眼睛往外走。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坐起来两臂一展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身子，还行，没啥事儿。就把被子叠好，转身扒在被垛上面，两手拄着下颌往外看，天睛睛的，人们都去干活了外面空空的。呆了会儿，没啥意思。我想，年轻人那能遇到一点困难就害怕了呢？以后还不知会遇到啥事哪,和前辈爬雪山草地相比，这点事儿算啥呀。
想开了，就有了勇气，身上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好像那都不痛了，我穿好衣服，拿起铁锹向工地走去。
还有一次事故也很难忘。1972年，正值全国农业战线掀起“学大寨”的热潮,上级提出 “苦战二、三年，建成大寨团”的口号。那时，团里正推行大寨创造的“玉米抓把粪”栽培高产新技术。啥新技术，其实就是把发酵的大粪和一定量的土拌在一起，撒在玉米种子底下，这样即又不烧种还可以直接吸收营养，不浪费肥料。这活不仅用工量大而且也太脏了。先要把大量农家肥收集到一起发酵，冬天刨糞再用车送到地里，。三大作物都需要，用量是很大的。为此，我们连专门成立了积肥班，班长是五十多岁老职工，叫赵连发。他带领一班人到附近的四方台矿区去掏厕所，因干得好得了个先进班级称号。
为落实团里精神，那些日子，肖荣连长和机务排杨殿荣等几个老师傅们，没黑没白的反复研究，实践，最后，终于研制出了用同样的原材料加工，经高温挤压制成颗粒肥，即省工省料又经济实惠，而且小麦、玉米、黄豆三大作物都能用上。这下可好啦，连长笑的嘴都合不拢了，马上安排三班倒赶制颗粒肥，为开春播种做好一切准备。
连里机务修理库里面很宽敞，就成了制作颗粒肥的地方。车间的外墙上写着：“苦干、实干、加巧干，战天斗地夺高产”的白色标语。连里也提出，要在春播前把三大作物用的颗粒肥全部赶制出来。春节放假时，北京、上海、天津等远道的知青们，大多回家过年还没有回来，我是副排长家又离的近些，自然要早回来了。过了年正月初五我就返回了农场，和连里当地知青及老职工一起，三班倒赶制颗粒肥。宿舍里自个睡觉还真有点胆突的，就把门把手上拧了个8号线的铁丝圈，穿上个锄杠，横在门上，插的牢牢的。有一天，半夜下零点班回来，冷嗖嗖的，走廊烧火墙的炉子早就灭了。睡觉前就往灶坑里多加了两铲子煤，心思屋子冷炕暧和点也行呀。刚睡时就觉得屋里有点烟味儿，不太大，心想没事儿一会就好啦。也不知睡了多久，就感到头痛的厉害，昏沉沉的，咱是东北人一下想别是煤烟中毒了吧。想爬起来，就是浑身没有劲。坏了，可得把门打开，否则不就交待了吗?
那是毅力和时间的较量，一会昏迷一会心里想可不能睡呀，爬到炕边，往下一看就像是万丈深渊似的，昏迷中我想到了窗户。那年代还没有塑料布呢，只有一层玻璃，冬天怕透风，上冻时窗框边上都糊了牛皮纸。我慢慢向窗跟前移动，就一个信念：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到了窗户跟前，我使足了仅有的一点力气伸手向玻璃砸去，一下子又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吹进的冷风把我冻醒。好冷呀，一看，天已大亮，手上砸玻璃时划了几道口子，被子上淌的一片血都已凝结了，只有较深的伤处还有点渗血。我穿上棉袄吃力打开铺衬包，翻出个布条把手包上。心里明白了许多，非常冷，头还是还有些晕，赶紧爬回了被窝。外边呼呼的刮着风，风挤着似的从那个窟窿往屋里灌。我把头缩进被窝里又迷了会儿。我知道是自己的毅力战胜了死神！待我完全清醒后，转身向窗户望去，从那个破碎的窗户处，折射进来了绚丽阳光，她，给了我生命的力量。
九、假小子的绰号
凡是采过石头的人都知道，闷炮要比响炮好。响炮是封炮时压力不够，炮没有劲，力向上冲了，结果石头松动不大。闷炮的力是从炮眼底部向四周扩散，能把石头给憋松动了，然后顺着裂缝用铁子一翘，石头就下来了，太大的就得查看一下石头的脉胳走向，顺着茬口，一个人把着钎子，另一个轮着十多斤重的大锤，咣咣几下，石头就开了。
我们连队的采石场在路经四连的路口旁。1970年5月份，我带20多个女生负责采石头。有一次放炮，药装好了，念儿也接上了，在就是封炮口了。等都弄完后，我高喊道“放炮啦、散开啦”，大家都跑到20米以外的地带，找个可蔽身的地方。我们几个跑到公路那边扒下，在看清公路上没有人和车的情况下，我又喊了声“注意啦、放炮啦”！就用电池对了火，那是8节电池连在一起，两个正负级一对，可炮没响，我又对了一下，还是没响，坏了，是个哑炮。这时，谁都没动，静静地在那等着。过了一会了，炮还是没响。就有人伸出头来观望了，我严肃地摆手让大家扒下，谁都没动。又等了一会儿，炮还是没响。我心里纳闷，咋的啦？
采石场最怕碰上的是哑炮啦。没办法，不能就这么等下去呀，建水库工地那边等石头哪，决不能因我们的工作而耽误了进度呀。我和大家摆了摆手，意思是谁也不准动，我去看看。于是就壮着胆，顺手招了个铁丝拧的土蓝子，猫着腰就往炮眼移动，大家都不敢吱声，抻着脖儿瞪着眼睛，静静地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也胆秃的，离炮眼越近我越是紧张，越紧张前进的速度就越慢、越轻。在离炮眼还有10来米吧，“轰”的一声，炮响了！我本能地吱溜一下蹲那了，把土蓝扣在头上。炸起来的石头从半空中唏哩哗啦地落下来，砸在后腰那叫痛呀，还好那都没太大的伤。
是个大闷炮，伙伴们赶紧向我跑过来，见没事就都往炮眼那跑，看看结果。不愧是个慢炮，虽然挺吓人，但闷的效果特好。大家可高兴了，七手八脚地往下翘石头。那些日子可真叫累呀，一天下来虎口都震裂了。还要把打下来的石头搬下来，以方便装车。装车时手搬不上去了就用肚子往上拱，用腿往上顶。身上胳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手上全是口子，晚上回宿舍用热水烫烫，抹上点嘎拉油，在炉子前烤一烤还能好些。
一天，正在下面弄石头哪，见石场上面有几个人站在哪往下看，还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处于礼貌我走上去，到跟前才认出来是四连连长蒋鹏和几个不认识的人。我摘下补了又补的手套，与蒋连长握手后，他向我介绍了其它人，原来是他们连队的副连长和几个排长来实地观看。然后，他笑着向大家说，看看人家一连，就一个女排长，跟个假小子似的，带20多个女知青，干这么重的活，咱们怎么就不行哪？就这样，我假小子的绰号就叫出来了。嘿嘿，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九、老校长于连魁
一连学校建在南屯，是农场西边连队较大的学校了，一、二、三、四连、砖厂和老加工厂的孩子们都要到这来上学。校长叫于连魁，人很老实，虽只有初中文化，但组织能力很强。
有件事儿我印象很深，教英语的曹兰杰老师是当地青年，家住在四连，那时，大批知青返城，弄得学校教师可紧张了，女教师产假满后就得上班。她每天要回去给孩子喂奶，可来回就是骑车子也得近一个多小时。为这解决这个问题，于校长安排她每天上下午的一、二节上课，课后回去喂孩子就不用回来了。这样，她虽一天要跑两个来回，有些累，但喂孩子的问题解决了，曹老师欣然答应了。期末全校开总结大会，仅这一点校长在大会上表扬，“曹老师住家四连，孩子小要来回喂奶，可她克服困难，坚持上课，从不迟到”。会后有人说，在校长眼里谁都有得到表扬的机会，他笑着说：“仔细看，你们谁身上都有闪光的东西嘛”。
为加强学校建设，1980年于校长恨恨心，买了一个大鼓和四个小鼓，成立了学校第一个鼓队。我因在中学时就是学校的鼓手，于是，就成了鼓队的教练。农场的孩子只是在电影里看过这玩意，这回自己成了鼓队队员，可高兴啦。每天放学后，队员们都要认真地练习一会儿，有时周日休息时他们也自发地来到学校，在操场上练习。洞洞、巴拉巴拉，洞洞、巴拉巴拉，节奏的鼓声引来了南屯孩子们跑过来看热闹，队员们休息时，他们也好奇的用手摸摸，或扬着脸求队员把鼓棒给他们玩会儿。那年，学校开运动会可热闹了。鼓队、彩旗队，都是统一的校服，看鼓队的队员一个个精神抖擞，像模像样的。因为入场式上有了自己的鼓队，附近连队的职工家属都来了。里一圈外一圈的，抻着脖子往看，在后面的就站在操场周围的土墙上了，指指点点的说笑着。大家见了于校长过来，都说“于校长，整的真好啊”他还是老样子笑笑，点点头，嘴里“嗯、嗯”两声，就走过去了。
他每天早早来到学校，这瞅瞅，那转转，哪班的炉子好不好烧，门锁好不好使，他都关心。学校人多，虽有一个大厕所，可一到下课就感觉蹲位不够用，一到冬天厕所里的粪便有时就高出了踏板，很不方便。他就在早晨上班前，拿个大铁钎子，挨个蹲位的往下穿。有一次我值班生炉子来的早些，见于校长从女厕里刚出来，衣服和手套上还有贱的粪便渣呢，满头是汗，我非常过意不去。打那以后，女厕所这活就由我来做了，有时怕被别人发现，就早些来到学校。可那么一排的蹲位要干完也得会时间，后来还是被同志们发现了。1982年，于校长、范传国、李云芹，我们四个被评为学校“学雷锋先进个人”。虽然获得了荣誉，但我心里并不快乐。因为，我是在于校长的启发下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可平时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考虑到，如何能为学校、为学生做点什么事儿呢？
全场五个中学，每年教学质量都要排队，我们一连学校总是有几科在前面。那时，学校领导抓得很紧，主抓教学的黄升澄主任，每天要求教师写一篇小楷或毛笔字，每周末要进行检查的。公开课、检查教案、检查学生作业的批改那是经常的事。所以，每个教师都不能马虎。大家的学习劲头可足了，经过一个学期下来，好多教师的基本功真的大有长进。有时，到了下班的时间大家还不走，都在那忙呼着。备课的，练字的，找学生谈话的，于校长在走廊里喊两嗓子：“下班啦！下班啦！”自己才往家走。
1978我双胞胎儿子出生，由于是两个孩子，在加上喂奶，还担任初三班的政治课，身体有些营养不良。一天上课，我突然昏了过去，跌倒在讲台上。班长王殿民和杨玉强，赶紧跑出去叫人，于校长第一个赶到现场，和学生把我扶到办公室。他从单身常老师那要了些白糖，给我递过来一杯热乎乎的糖水。喝着那杯浓浓的糖水，一股温流一下涌到了心里。从那以后他特批我，课后可以到后勤更夫屋里的小炕上躺着，歇会儿。那时缺教师，没有人能接课。他和我说，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可能是产后营养不良，多吃点好吃的。我笑笑说，吃啥呀。他告诉我，买几斤鸡蛋放在办公桌里，屋子不是有炉子嘛，可以自己烧开水，课后冲碗鸡蛋水，可以补补身体的。
于校长总是在细微之处关心着每位教师，大家都说，有时候有什么事想请假，可一想到于校长对你的关心和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就有些不好意思张口了。
1986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到场部中学，和老校长接触少了。在场部偶尔见面，感觉还是那么亲。
2001年儿子结婚，本来没有通知老校长，可他听到信儿还赶到了。见了面我们非常亲热的握着手，相互打听着离别后的情景。他还是老样子，只是略有点见老。听他女儿说，退休后呆不住，在家里养牛，每天放牛时为了锻炼身体，他在草地上和牛赛跑。后来家搬到农场场部了，正好守着大道，闲着没事，就扛着个铁锹在大道上修公路。雨天车跑的快，就把马路颠出了一个个小坑，他就往坑里填填沙子，从他家到农场医院的那段路，也有百拾来米长吧，全是他修的，没谁给工钱，完全是自愿的。
如今，农场全是水泥公路了，没活干了，年迈的于校长早晚出来溜达溜达，与老朋友唠唠喀，享受着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老校长，我衷心地祝福你，晚年快乐安康！
十、我的闺蜜冯立新
2014年国庆“十一”小长假，去了一趟江西九江，看望了我的闺蜜冯立新一家。因仍在三亚上班，早已和立新电话沟通好了，十一”放假去她那里玩玩，可以说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啦。
立新是我1968年上山下乡，参加工作认识的第一个外地的知心朋友，按现在的话叫“闺蜜”。也不知为什么，我们一见面就很谈的来，而且相处的非常要好。那时我们仅仅16岁，她个子长的短小，好像是我们下乡知青中最小的一个吧，现在想起那时她的体重也就有七八十斤吧，可她却被挑选到机务上开拖拉机。由于个子矮，坐在驾驶室里，拉动操作杆有时都看不到她。在我脑子里，总是保留着她带着洗的发白的黄军帽、把头发塞到里面，穿工作服走向机务大院的样子。由于工作认真肯干，又不怕脏累，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她来自上海求实中学，和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到北大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黑龙江气候条件、生活环境、饮食起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一个从小在上海大城市成长起来的年青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可她们都承受过来了，按当时的话讲要做到“脱胎换骨”的转变。
还记得1970年春节，各地知青都纷纷回家过年了，她回不了上海，我担心她在连队孤单，就带她到了我家。我家住在佳木斯，条件也不太好，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平房，两个房间都是火炕。像我们一个普通人家里来了个上海客人，一家人自然非常高兴了，妈怕我们冷多加了些煤把炕烧的热热的，外面虽然零下30多度，可房间里却充满了温暖和笑声。东北人家吃饭都是在炕上放个小饭桌的，大家围坐在一起，可立新坐了一会就来回地动，感觉有点烫，爸转身拿来个小板凳让立新坐在上面。她一下子高出了一大截，家人相互间的看着，都笑了。这些故事，她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次见面还讲给我听哪。
1972年家人把她调到江西九江二姐的身旁工作，这样也好有个照应。走时，我自己还做了点饭菜，在宿舍的炕上吃的，为她送行。还记得王信真、康文革、许德仁、马秀霞、谢大海等，好几个朋友一直送她到双鸭山火车站。那时我们还通过信的，后来各自成家有了孩子，联系就少了。但在我心里牢牢的记着一个地址：九江向阳垦植农场电灌站，这么多年不用记在什么本子上，一直没有忘记。因为有立新，那年老爸到上海出差，还特意到立新家里看望了她的父母和家人，所以，我们这个朋友两家人包括兄弟姐妹都是知道的。还记得七十年代我哥哥结婚时用的被面，都是立新在上海帮着买的哪，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啦。
随着孩子的成长，上学、高考、照顾家里和老人，家事太多，加上工作上的爬坡，心总是静不下来，可一直没有忘记。2003年我终于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她。电话打到江西九江114，查询向阳垦植农场电灌站，对方告知这个单位早已取消，我说，取消了总得有什么办事处或留守人员吧，还是归到了什么单位或部门了？稍等对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可能归到这个公司了，自己联系一下吧。我拨通这个电话，一个年轻女性声音，我报上了查找人名字后，对方不冷不热的说两字：没有。我怕她撂电话赶紧说，姑娘，麻烦你，我是黑龙江长途，想找失散多年的亲人，请您在帮着在查查吧。也许是我的感情投入，只听电话里面喊：“老王，归过来的人员里有没有叫冯立新的吗”？对方回答：“有，退休啦”。听到这声儿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啦，找到啦！对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她爱人田爱国的。我打通了电话，告诉对方我李贻玲，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竟是，啊，你是李贻玲，这么多年了，立新总念叨你呀！晚上，我和立新通了电话，我们唠了好久、好久。
找到了亲人就多了一份牵挂，那年在新闻联播中听到九江发生地震，我马上打电话过去询问，立新说地震刚刚过，她家的亭子小买部，摆放香烟架子上晃动起来，物品都掉下来了，好多人都跑到了马路上。打电话时正好是在我爸爸家，爸爸说，“让立新家过来，咱家有地方住”。事过后，立新打来电话说，当时真的很吓人，可接到电话后，心里感觉很温暖。
2002年二儿子结婚，立新和田爱国从江西九江赶到哈尔滨参加我儿子的婚礼，让全家感到非常高兴。好多知青从各地赶过来为儿子的婚礼增加了色彩，当她们见到立新夫妇也来了，都说真没有想到哇，江西到哈尔滨，这么远的路程，这么多年的经历，却没能减弱当年黑土地上的那份深情厚意。随后，我们又一同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场，深深思念的一连，去看看当年十七八岁曾战斗过的地方，去看望了刻在脑海里的父老乡亲。
这次去她家看看，真的是完全放心了。她生活的非常好，自然、平和，夫妻双双退休，每天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爱国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对妻子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买菜、做饭、洗碗自己全包，而且口味非常好，余下时间就是在电脑前参加网上歌友联系会，每天都要唱好长时间的歌曲，自己要唱还要评论别人。而且水平也满好，多次参加九江市的歌友大赛并获了奖项。立新主要是收拾房间、洗衣服，145平的房子拖一次地也是要很费力的呀。有时间到社区打打小麻将，手气还不错的嘛。
我们聊了很多，当年下乡时的经历，分别后的生活，孩子的成长和晚辈的教育等等。她家的住处生活条件非常便利，旁边银行、医院、菜市场都离的不远，生活上很讲究，冰箱里从不储存蔬菜。她说，反正每天都要出去的，所以，每天都吃新鲜的青菜。她笑着说，我不期盼大富大贵，只求平和、安祥、夫妻和孩子家家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的生活就足矣了。送我走分手时，我拉着她的手说，其实也就是北大荒短短几年的时间，却让我们这么珍惜；她说，贻玲，在黑龙江工作生活的经历已刻在了我脑子里，永远不会抹去的，你对我的情意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喜欢她的真实、正直，善良和宽容，由衷地祝福她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十一、思念敬爱的肖荣连长——2023.2.6
在上山下工作的几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人该属肖荣连长了。他是一位带领广大职工战天斗地，改变农垦落后面貌，实现致富梦的带头人。
当时也许是我们年龄还小，就感觉他个子高高的，黑里透红棱角分明的脸庞，两道浓浓的眉毛，眼睛深邃有神，声音是那么有磁实，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我们下乡时他不到40岁，可就感觉他特别成熟。后来才知道，他1936年生人，1954年刚刚18岁就到农场当机务学员了。那时，刚刚建场六七年，条件相当艰苦。这么多年在一线摸爬滚打，早已炼就了他刚毅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一)实干是了好的再教育
六八年七月到六九年底，短短一年多的功夫，队一下子来了五大城市200多名小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肖连长很有组织能力，他说“啥叫再教育，我认为亲身体验是最好的教育。”还记得夏锄时，天刚蒙蒙亮，你睡得正香呢，广播喇叭里就传出“洪湖水，浪打浪”的歌，然后就是肖连长在走廊里嗷嗷的喊声，“起来啦，起来啦，快点，快点，下地干活啦”。队里可能就这么一个唱片，每天早上都是如此。我们一个个的打着哈欠，擦着眼屎，嘴里嘟嘟囔囔的穿上衣服，捞着锄头就得往外走。
到了地头连长讲，别看就是铲个地，里面也有很多技巧哪，还能起到松土的作用，前面的手要有准，眼睛盯准小苗别碰着，还要看到草，前手把锄头往下压，后面手用力拉，把草根要锄断，以保证锄草和松土两个作用。开始排拢了，这没什么说的，一人一根垅，连长虽然不拿垅，却不闲着，看谁落后面了，就过去帮你铲上一段，边走着边检查质量。东北的大自然很有意思，我们一到饿了一宿的蚊子嗡嗡地围过来，好像要把谁呀吃掉似的，一天下来，蚊子、瞎猛、小咬三班倒，向我们进行“人身攻击”。一不小心头上脸上就会被咬上几个包，非常的痒。老连长笑着说，在城里没尝过这滋味吧，让你们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了，所以，我们要爱惜粮食啊。
铲了好一会天大亮了，肚子早就肠击鼓了，抬头往通向连里的路上看看，送饭车还没影呢。唉，在磨蹭一会吧。过了会儿不知谁喊了声，“饭车来啦！”，大家放下锄头围上去，炊事员手里拿个很大的铁勺子，每人一勺子菜，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一手端菜,一手捏上两三个馒头，狼狼吞虎咽的吃着。肖连长从不搞特殊，和我们一样，等他端着碗过来时，见有几个人没有筷子呢，老连长笑了，放下手中的碗，顺手撅根蒿子杆，往咯肌窝里蹭蹭，把蒿子杆的皮儿扒下来，就递给我们说，“赶紧吃吧，抓紧时间好能歇会儿”。
吃完饭了大伙都往地上一躺，伸伸腰，迷一会儿，老解乏了！连长不休息，帮谁弄弄工具，要不就给大家讲当年他来农场时的故事。有时叫上个小青年到旁边谈谈心，唠会儿，有没有什么困难？家里情况怎样。知青们都愿意和他交流，谁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了，都想找他唠会儿。
对待南北方各地的小青年，连长管理很人性化，规定知青身体欠安有病了，到医务室开个假条，还可以到食堂领病号饭，病号饭是热腾腾的面条外加一个荷包鸡蛋。为照顾好知青的生活，连里还专门安排了人为我们烧水、烧炕，他还告诉食堂师傅，做饭时偶尔也要换换口味，考虑到南方孩子的生活习惯。安排农活时他考虑到女孩子的生理特点，规定每个月给我们两天的“病假”，这些细小的事太多太多了。在北大荒生活的日子，肖连长虽是知青们的领导，有时更感觉像是亲人，是老大哥，是慈父。我们这些远离家的小青年，遇事儿了找老连长唠唠，就感觉好象有了主心骨。
（二）科研的带头人
肖连长不仅是劳动的“领头雁”，还是勇攀科技高峰的带头人。1971年全国“学大寨”，农场推行“玉米刨俺抓把粪”栽培高产新技术。是把发酵的农家肥和一定量的土拌在一起，洒在玉米种子底下，种子即可以直接吸收养料又不烧种，可用工量太大了。先要要把前一年沤好的肥料刨松动后在倒碎，装上胶轮车送到地里，隔20条垅长30米的距离卸一堆，开春刨粪时那叫个硬呀，手震全都裂了，握稿的虎口老疼了。不是说发展机械化嘛，可种玉米的过程还是让人费解，那时，全是60公分宽的大垅，要求一埯双株。第一人拿个大镐刨坑，为了能把粪放进去，镐刨下去还得往后拉一下，以保证坑底是平的。所以，刨坑是个力气活，一般都是身体强壮的男士干；第二人是放粪的，胳膊上垮着个土兰子，要先跑到粪堆扒上半筐粪，用一个破碗一侩，哈腰往坑里一倒，遇到风天老是迷眼睛。第三个人是点种子的，要准，按发芽率要求一个坑里三到四粒，这活轻点多数是女生干的；最后一个是埋土的，防止种子风干，所以一定要踩实，看上去这个活不太累，其实不然，一只脚在垅沟支撑着身体，另一只脚在垅台上一趟，把土盖在种子土，在使劲一踩。这个活也很累，一天下来，胯骨轴子像要散架似的。
实践出真知，没有多高文化的肖连长竟产生了个大胆的设想，要是能把这些土肥做成颗粒状不就可以用机械播种了嘛。那些天，只见肖连长带田德生、杨殿荣等几个师傅们，没黑没白的在那捅咕，又是画图纸，又是搞实验，有时几个人在哪呛呛着，在地上来回地画着。在机务大院里叮咣了十几天，一会儿是闪闪的电焊光，一会儿呲呲的电钻声。可际一用不是推因机力度不够，就是铁壁筛片硬度不行，质量不过关，颗粒挤压不成型，憋的电机翁翁地直响。多少个通宵就这样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在一米见方的漏斗下，电机带动角龙和推因板，经高温挤压，透过厚厚铁壁筛片挤出了颗粒条状，肖连长弯着腰，两眼直直地钉着机器筛片的出口，见颗粒肥像面条似的哗啦哗啦地落到地上，连长顺手用耙子一搂竟成了颗粒状。当颗粒肥成功出现的瞬间，他双手一拍，“好，成功啦”。两只手握拳高高地举过头，两眼里充满了喜悦的泪水，他和全体研究人员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和感谢。肖连给这台机器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农家肥颗粒机”。这下可好啦，熬的两眼通红的肖连长笑的嘴都合不拢了。第二天，农场主抓生产的副场长郑二奎，拉了一大客车人，各连队的领导和技术员，来开现场会。见到机器在那转动，传送带连接着漏斗在那喂入，做好的颗粒肥像小山似的堆在旁边，都投出了惊呀的目光。这项新技术一下子在全场推广起来，郑二奎副场长高兴在说，“肖荣连长肯动筋，办了件大事，肥颗粒机的研制成功，说明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做登攀”！农垦日报和双鸭山日报也做了相关的报导。
（三）兴修水利
连果园那边开花山上有个泉眼，一年四季常流水，在这边干活时，我们就会登上山去泉眼喝水，里面还有些小虾游来游去。那甜甜的水清澈透明水，两手一棒喝下去，一下子就能凉到肚脐眼。连里请来场部的水利专家金满库等人实地考察后，表示地此三面环山，只要一面修个大堤，憋住水就是个大水库。
1972年3月2日，冬天刚过，新建水库动员大会结束后，肖连长就带领我们上了开花山，大家真的是雄信壮志，兴致勃勃，工地上彩旗飘飘，人欢马叫。推土机、马车、大槡耙、扁担、铁锹、铁兰子全上。我们向大自然宣开战！向荒山要粮！连里安排一个排在通往四连的路边采石场打石头，供应建水库专用。大家穿着高腰农田鞋，扎着腰带，挖土方、垒堤坝，工地上喊着，叫着，跑着。人的喊叫声和机车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场面热火朝天。可仅有一台推土机，要抢在七月份雨季前完工，真叫时间紧，任务重啊。马车本来是用马架辕的，可连里马少，几匹马都出车干活去了。在工地上，老连长和几个身体强壮的人充当了架辕的角色，在坑洼不平的工地上，只见连长为控制着“马车”的稳定，他双手扶着车辕，把绳子搭在肩上，瞪着眼睛，弯着腰，两腿蹬着用力向前拉，知青们在两边用力的推。卸车时，看他汗水湿透了衣裳，一种敬佩和感动油然而生的同时，也有些心疼。休息时连长站在没有建好的大坝体上说，“上面建成水库养上鱼，下面咱们在这儿再种上水稻，让城里来的孩子们和广大职工，也能吃上白花花大米饭！”听着这些真让我们信心满满。
忙了好几个月，我们建成了蓄水量90万立方米，水面积38.3（垧），蓄水量90万立方米的大水库。我们叫它一连水库，因离开花山近，农场命名为开花山水库。肖连长亲自押车到建三江买回来了红鲤子、白鲢等鱼苗。水库这回可真热闹起来啦，队里安排了几个水性好的青年，在那里管理喂养鱼苗。哈尔滨知青徐恩礼，当地青年曲清江都在哪工作。连里还配了船和浆，其他连队的知青来一连玩，水库像是个景区必定参观的，划船在水库上玩一会儿，嘴里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浆”老过瘾啦。
水库建成了，连长又领着我们在下边打了稻池埂子，开了几垧地的稻田，当年就有了收成，这下可结束了农场多年不能种水稻的历史。过春节，队里组织了秧歌队，忙乎一年的职工们穿上秧歌服，化上了浓妆，锣鼓镲一敲，什么猪八戒背媳妇、踩高跷的全上啦。职工们吃着大米饭，品着自家水库养的鱼，那叫开心哪。只见连长接过鼓棒，高高地挥起。他坚实的臂膀，咚鼓轰咚锵，咚鼓轰咚锵，那鼓声，震耳欲聋。知青们和老职工一样，踩着那有节奏的鼓声，扭着，笑着，尽情地享受着一年来艰辛中的快乐和丰收后的喜悦！
在老职工传、帮、带的作用下，几个男青年也学着拿起了瓦刀，像模像样的当上了瓦工师傅。也学会了用吊坠找齐，垒墙时虽不能拿大角和框，但大面儿还是没问题的。我们这些当小工的，流行一句话“大工一上房，小工在下面忙”，又是和泥又是递砖。赶上挂瓦，就有点累了，除了递泥外，还要把瓦扔上去。这可是个技术活，有人站在跳板上接，我们在下面往上扔。一开始扔不好，上面人接不住，只能仍一片瓦，很快就可以仍二片了。那天正好肖连长路过，过来给我们打了个样，只见他两腿半蹲两手端平，全身一使劲，把四片瓦稳稳的扔上去了。那几年，在连长和党支部的带领下，连队变化可大了。我们在南屯新建了红砖瓦房的学校，新学校的办公室分小学部和中学文理科，平整了操场，还树起了旗杆。每周一间操全校集合时升国旗，向农场的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连里还在通往西山的路边建了猪舍，养了母猪和种猪，并大量繁殖，女知青也学会了接仔猪。建了酒房，用麦头子和碎玉米烧酒，可以接流子上的小烧，那酒老香了，只是路过那里都能闻到酒香的味道。因为产量上来了，原来的土的晒场已不适应生产的需要了，肖连长又提出建个新晒场的打算，图纸很快送到场里。他领着我们建起了2000平米的水泥晒场的一个大大的晒麦棚子，为防止家畜糟蹋粮食，晒场周围垒起了的石头围墙，老壮观了。
经过全连的共同努力，1971年我们连玉米产量达到每亩596斤，居全场第一的好收成。肖连长从1971年至1976年连续被评为农场的先进工作者；1972年获黑龙江省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省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977年肖荣连长在红兴隆管局科技成果表彰大会上，荣获奖杯一枚。
（四）难忘的再相聚
后来，中央有了政策，知青们陆续返城了，离开了那片战斗过的黑土地，回到自己家乡。但我们都没有忘记北大荒，没有忘记那里的人，那里曾经发生的事儿。这些年总有各地的知青分批返回农场，去看看那里的山水和那里的人们，看看我们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
2001年夏天，上海知青王莲萍带着女儿，北京的陈琦、哈尔滨的张贵、岳斌汉、苗玉波、王丽华；佳木斯的徐锦荣、武伶莉、董烨、李贻玲11人返回了农场一趟。我们去拜见了肖连长，他头发已经花白，明显的有些见老，但精神头还很足。仍在农场工作的王海峰在酒店安排大家吃饭，我们坐在一起亲热地喝着，吃着，唠着，笑着。大家说起每天早上放“洪湖水浪打浪”的唱片时，肖连长仰着头哈哈地笑了起来。
2012年夏天，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佳木斯五个城市的知青，发起了“全连知青相聚北戴河”的活动。广大知青从全国各地涌了过来，78岁的老连长也从双鸭山农场赶过来。他头发都已花白，显的有些苍老，脸上那深深的皱纹在向世人诉说着他的经历，可他那郞郞的笑声仍展示着北大荒人的豪爽。热烈的拥抱、亲切的握手，老连长的眼神在一个个地寻找着我们当年的模样。““连长，猜猜我是谁”，“连长，我叫啥名”？只见老连长深思着，回忆着”你是”？三天，无穷的回顾，无尽的畅想，说不完的当年情，唠不尽的知心话。2018年，全国各地都自发地组织了“庆祝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活动，我们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农场。肖连长虽已82高龄了，可你听他上台发言的声音，还是那么铿锵有力。
后记：前几年，爱人在农场没有退休，我常回去还能看到肖连长，每次见面总能唠上一会儿，还是那么亲切。记得肖连长80岁那年，我当时受聘于三亚学院工作，便打电话告诉海峰给肖连长过个生日，生日的前一天请安排一下。海峰告诉我，他找了几个熟人陪着，到饭店肖连长说“天天见面，吃啥饭呀”，海峰说“贻玲来电话了，让给你过个80大寿生日，表达她对您的敬意”。肖连长非常高兴，端着酒杯说“谢谢贻玲，还能想着给我过生日；这些知青，真是有情有意，这么多年了，对我，对北大荒这片黑土地，总是念念不忘啊。”
2018活动结束后，静下心来，我站在农场新建的“创业广场”中央，仔细看着六块浮雕墙，我感觉，这里浓缩着当年老连长等前辈们，头顶蓝天战酷暑，脚踏荒原战严寒的场面；我仿佛听到拖拉机轰轰的翻地声，收割机哗哗的放粮声；又似乎再一次感受到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在这片黑土地上编织着第二故乡富强梦的情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清晰，那么久远........
写于2018年底，此次略有修改
十二、我初入社会的引路人一记兵团时期的史玉田指导员
在几年难忘上山下乡的日子里，不管在北大荒工作了多久的老知青们，如今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嗑。聊的内容大多是那个年代、那个年龄，在那片黑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刻在脑子里让人挥之不去的故事，有时会让人感慨万千，有时会让人泪流满面。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纯朴的人们，好像用烙铁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成了永远的记忆。
老指导员史玉田，因后来调走了又过世较早，很少进入人们聊天的话题。但他那勤劳朴实的形象和果敢精练的工作作风，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偶时，还会出现在我工作遇到困难时的瞬间，给我以智慧的力量。
史指导员1958年4月，从洛阳步校随十万转业官兵来到北大荒。我们集贤农场是1947年建场的，他刚来农场时条件还相当艰苦，住的是拉合辫茅草房，夏天刮起风来是沙打脸，冬天刮起烟儿炮三米外就看不清是男是女啦，要是下雨天出门就是名符其实的“水泥地”了。那情景就是中学教课书里说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模样。
我们一连是老场部的旧址，又是团里较大的连队，1969年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后，团党委非常重视一连并对领导班子做了大的调整。肖荣连长1970年7月1日到一连上任，史玉田指导员是同年10月到一队任职。多少年后，知青聚会时，肖荣连长还说，“和史玉田指导员在一起共事了5年多，在他身上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工作能力和适应性非常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都有他独道的见解，工作中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当时，指导员家住在三连，离一连有十来里路吧，不可能每天来回跑，他就吃食堂住办公室，农忙时一两个月都不回家。史指导员有两个特点，一是走路总是弯着腰，两手互插着往身后一背，下巴向前探着，按东北老话叫“罗锅”；二是穿外衣从来不伸上袖子，披上就走，空瘪的袖子在两侧摆来摆去，像鸭子在划水，这是给我们知青们留下的最深印象了。
（一）后勤保障的“排头兵”
当时，连里领导班子5人，指导员是“班长”。工作中他还保留着在部队时的作风，做什么事情都是雷厉风行，而且责任心特别强。他提出班子成员各把一摊，各负其责，但分工不分家。平时经常召开班子成员碰头会，了解各摊有什么情况。对工作能力稍差些对后上来的年轻干部，史指导员经常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肖连长在前面抓生产一线，史指导员思想工作和后勤保障做的非常好。
春播和麦收动员大会上，连长做完了分工布置后，指导员都要就工作重要谈很多。也许是从部队得到过历炼，讲话层次非常清楚，很有说服力。动员大会上他说“麦收对我们来说就是龙口夺粮！一是与斗，二是与人斗。”我们连附近住了很多煤矿的下井矿工，当地叫“氓流儿”，一到麦子成熟了，天刚刚蒙蒙亮就有人上地里剪麦穗，有时能剪掉好大一片。指导员带着武装排、护粮队的知青们，拿着枪，一大早趟着露水就要到地里转。遇到偷粮的喊两嗓子，指导员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冲人开枪，实在撵不走就朝天上开一枪，那些人提着口袋撒腿就跑。
农忙时，早上他要到食堂问问，今天铲几号地、有多少人、中午准备送什么饭菜？并告诉食堂一定要提高饭菜质量。农忙时每天往地里送饭是个难题，主食还好说，大馒头呗，百十来号人送什么菜呀？那时就是白菜、土豆、大头菜，要是能放点粉条就算改善啦。记得有一天，好容易熬到饭车来了，大家忙围过去，哇，今天竟是包子！用筷子穿上三四个，做到地头就开吃，高兴的问今天咋能送包子哪，炊事员说，指导员昨晚上食堂布置了，说这帮小青年真干活挺累都没有叫苦的，明天费点事儿，给地里送包子。我们高兴地说“谢谢啦”！炊事员说“要谢，就谢指导员吧”。
二、 为一线生产保驾护航
当时，团党委提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农业学大赛，上纲要”的口号。我们连是有了名的白浆土，要提高产量可太难了。那时是小麦、玉米、大豆三大作物轮作制。在全连动员大会上，史指导员代表党支部，向全连职工提出“苦干、实干、加巧干，战天斗地夺高产”的口号！会后，他派人用红漆把标语写到了机务院的墙上，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全连500多垧地，光小麦就100多垧，可上级才给10多吨过硫酸钠和二氨。如何能提高产量？如何能让三大作物都能吃到肥料？肖连长提出多用农家肥的建议。经班子研究决定，要把产量搞上去，根本出路是要进行土壤改良。怎么改良？经班子研究决定同意肖连长的建议，成立个积肥班，在全连开展积肥活动。老职工赵连发担任班长，赵班长组织积肥班人员，在老晒场旁边建了几个蓄粪池子沤肥，当时人手不够，机务的上抽调了好几个人到积肥班补充力量。可肥源非常少，指导员在大会上提出，中学生也要参加积肥活动，一个学期要完成几筐粪的任务。他说“既提高了肥的总量，又是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教育”。为了多积肥，冬天，连里组织人力到附近的四方台矿居民区掏厕所，用胶轮车拉回来。全连上下干劲可足啦，为鼓舞斗志指导员在大会上笑着说“我们一连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一连上纲要，全靠赵连发！”这顺口溜到现在知青们还常常提起呢。
1971年为了解决肥料问题，连长和几个人商量，可否研究个什么机器，把化肥和农家肥按不同比例做成颗粒肥，播种时一同下到地里，即解决了化肥不足问题，又满足了种子“胎里富”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劳动力呀。
当时，一连有徐汉文、刘兆林、周炳志、许明山、郑培基五个“带帽”的劳改分子，平时就叫他们“黑五类”，他们每天都干最累最脏的活。别看什么“黑五类”，按现代话说，这几个人可相当有才的，有高级工匠、高级技师、测绘师、老校长等老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的专业技能调动起来并有效的利用，让他们为社会、为兵团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呢？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呀！史指导员说“他们人有错误，可知识和技术有什么错呀？只要能促进生产力提高产量，把他们的技术挖掘出来有什么不好？你们不用管，我找他们谈话”。他亲自找到原农场修配厂的高级车工刘兆林和人称“万能人”的徐汉文两人谈话，让他们放下包袱，积极工作，配合肖连长研制颗粒肥机和精选点播机。两人一听蒙啦，史指导员告诉他们不要胡思乱想，要轻装上阵，积极工作，开动脑筋，配合相关人员把机器研究出来，就是对农场的最大贡献。由机务排田德生、杨殿荣带头，召集相关人员组成研制小组。连长既要掌管全连的工作，又要参加研制，指导员提出让徐汉文做技术指导，刘兆林辅助，这俩“坏份子”真有点受崇若惊呀。这些人不分白天昼夜的弄了好几天，有时就蹲在地上修改图纸，有时开机做试验。也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一个个眼睛都熬红了。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连长眼看着颗粒肥像面条似的终于挤出来，用耙子一推一拉，颗粒状立刻出现了！成功啦！成功啦！肖连长他们几个人一下拍起手来，满脸的汗水和笑容。真的，脸上的皱纹全开啦！他们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点上支烟，可得歇会儿啦。史指导员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转身快步向办公室跑去，“我去给农场生产科打电话报个信儿”。两个空袖子在后面摆来摆去，逗的大家哈哈大笑。这下一连可创造了奇迹，为整个兵团大面积春播做出了贡献。好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第二天，农场宣传部派人来，双鸭山日报很快见报，其它连队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取经！
为了改善职工生活，1971年党支部又做出决定，要在一连建个水库，地点选在开花山下。因这个山上有个泉眼，一年四季常年流水。此处三面环山，只要一面修个堤就能憋住水了。工地上彩旗飘飘，人欢马叫，挖土方、搬石头，垒堤坝，我们排在去往四连的路旁采石场打石头，抡大锤、把纤子，装炸药，谁干过呀？那年月，最有感触的就是史指导员说“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这句话啦。要保证供应大堤石头的需要。那些日子真叫累呀。干一天活回来，水房早已烧好了喝的开水和一大锅洗澡的温水。水房大老赵说，“指导员早就来过了，说“这帮孩子从城里来的，干这么重的活，不容易，一定要把水烧好呀”。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忙了好几个月，我们建成了蓄水量90万立方米，水面积38.3（垧）的大水库，我们叫它一连水库，连里派大汽车到建三江买回来了红鲤子、白鲢等鱼苗。水库这下可真的热闹起来啦，队里安排了几个水性好的青年，在那里喂养鱼苗。还买来了船和浆，其他连队的知青来一连玩，水库成了一个必去的景区。
1970年到1976年之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连队变化可大了，我们修建了水库，又在水库下方开了几垧地的稻田，一下子结束了农场多年不能种稻子的历史。当年就有收成。过春节时，队里组织大家扭秧歌，踩高跷。职工们吃着大米饭，品着自己养的鱼，可真开心哪。
三、政治学习的“引路人”
因妈妈是中学语文教师，所以，我时常动动笔，写个通讯小稿子什么的，在农场广播站播出。每当听大喇叭里播自己稿子时，心里感觉美滋滋，没想到这特长让史指导员发现了。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语》中，转述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当时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农垦系统上下广泛开展起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活动。春节刚过，农场党校举办的学习班，指导员竟决定带我去参加学习，得到通知后，我老高兴了，这可是对我莫大的信任和鼓舞呀。
史指导员告诉我，“你年轻，听课时要做好记录，三天学习完了，回连里要中心发言，传达学习精神。”被领导带出学习当然高兴了，可指导员这么一说，又感觉压力特别大。听课时绝对不敢溜号，快速的做着笔记。通过三天的学习，让我知道了很多道理，也知道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历史渊源。那次学习也许是后来我步入教师行列的启蒙吧。
回到连队后，指导员召集排长以上干部学习，让我来传达学习精神。说实话，当时真是“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可我还是硬着头皮把任务完成了，而且反映还很好，这即是对我这次学习的考试，更让我对政治学习和历史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
四、十足的人情味
一连是兵团较大的大连队，有5个农工排、一个机务排；还有：食堂、木工、畜牧、科研、果园、积肥、菜园、马号，共6个排8个班，在加上家属队有500多人。我们知青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有老师傅传、帮、带。指导员老有招了，他给我们知青讲，你们来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啥，不光学农活，要学习贫下中农的思想，学习贫下中农的感情，要和他们打成一片，要改掉身上的娇气、傲气、懒气。指导员安排了通讯小组，根据形势需要不定期的出些板报，还提意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有空就排练些小节目。一到什么节假日，让我们为大家表演一台节目。还记得我们选了个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编排成舞蹈。歌词中“那里需要那里去，那里艰苦安俺家”，好像说的就是我们，大家跳得非常投入。还排练了一个“忆苦思甜”的独目话剧，“一块银元”。哈尔滨知青刘中雨扮大地主，当地知青王海峰和全桂芹伴穷人老两口，这些人虽没学过什么表演，可当时演的特逼真。当穷人家小女孩被灌了水银，挑着灯出来被推着做“陪葬”时，台下好多贫下中农和知青，感动的都掉泪了。
东北的冬天特别冷，有的老职工家里根本买不起煤烧火墙，全凭烧苞米杆做饭，用大火炕散热来取暖。为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史指导员凭老关系，亲自跑附近矿区联系废弃的煤底子，派几个老职工清理废煤场子，10元一车买给老职工，以解决广大职工的燃眉之急。
这里，还有个事儿要提下，当年，有个老人姓田，是收购站废品及土特产的临时代购员。他虽没有正式工作，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壮，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勤劳朴实的东北人。他经常挑着扁担或用手推车，收购土特产和一些废品。他叫什么名字知青们都不知道，连里人统称“老田头”。时间久了，有人说老田头收土特产后在卖掉，收破烂换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苦出身的老田头哪受的了这个，去连部找领导问个明白。“我凭双手干活，不偷不抢，收废品养家糊口，不给领导添麻烦，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指导员非常通情达理的说“你靠艰辛的体力劳动养家糊口，培养孩子，没有剥削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要买卖公评，不能缺斤短两，按公家的要求办事就成。”
经过全连共同努力，1971年我们连玉米产量达到每亩596斤，居全场第一的好收成。奋斗了几年，我们在南屯建了学校，西山建了猪舍，盖了家属房，还打了好大好大的水泥晒场。肖荣连长1972年获黑龙江省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回来在全连总结大会上，肖连长说，“这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领导班子带领大家，团结奋斗、齐心协力的结果；是全连职工、广大知青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沉甸甸奖杯里，凝聚着集体的智慧，更凝聚着史玉田指导员的艰辛汗水和无怨无悔付出”。
1972年前后就有知青返城了，在送知青回城时，指导员亲自帮着知青钉箱子、打包，还告诉返城的知青，给家里父母带点兵团的木耳、磨菇、黄豆什么的土特产。告诉大家，回到城里继续努力，好好工作，但不要忘记兵团，因为这里是你们的第二顾乡，这里有你们青春的足迹和艰辛的汗水，想着有空常回来看看。
1974年9月，在史指导员，肖连长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我光荣地被推荐到八一农大学习，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同年10月史玉田指导员调到十二连任指职。假期我曾专门去十二连看望他，那时他已患病，在炕上休息，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我和他慢慢的唠嗑，聊着在一连工作生活的那些事儿。虽然他身体欠佳但精神状态还很好，房间的墙上，有几张他年轻时穿军装非常威武的照片。
1977年5月5日史指导员病逝,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书本上跟本学不到的东西。他那种遇事不惊，深思谋略，果断干练，助人为乐，为他人着想的精神，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和后来的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天，在29团公共网上，我发现了一位老职工写给史指导员的一段话，感触很深，借用过来做为文章的结束语吧：“一心为党为公为民的史玉田老书记，向您鞠躬啦。记忆里60年代都吃不饱肚子，您有意把东边割下的麦子，留下一大堆，让人们去“偷”，不言而喻是在帮助百姓度难关吧。还有，记得你说过，入朝抗美临行前妈妈给您做了双鞋，行军时脚都磨出血了也舍不得穿，拿出来用手摸摸，感觉都是热乎的”。“大生子（史指导员的长子）在网上看到你的相片，恭喜你当副场长了，但可别忘了你爸的工作作风，一定要为公为民办实事儿呀”。
李贻玲于2022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