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发

    1969年9月6号一大早，我们去兵团的同学在学校集合，大家整装列队走出学校，道路两边挤满了人群，他们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

    汽车开进永定门火车站，我妈、我姨怀里还抱着她三岁的儿子在站台为我送行。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一别在大人的眼里他们淸楚地懂得意味着什么，但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这回总算离开了家，所做的一切只觉得新鲜、好奇和刺激。

    广播里催促乘客上车了，表弟似懂非懂地哭着闹着喊着：“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强忍眼泪赶快上了火车。表弟小时候每天要送托儿所，我曾经有段时间学校没课住在姨家，白天没事干，就跑到托儿所哄着逗他玩，久而久之表弟跟我建立了感情。我在车厢里，发呆地站着，不敢靠近窗户和她们打招呼，真的离开家了，明天会是怎样……。

    9点整，一声汽笛火车开动了，我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前方的视线已经模糊，脑子一片空白。再见了北京，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再见了亲人，是你们把我养大。火车开的飞快，窗外的城市很快变为一片片农田，一幕一幕的秋色一闪而过，过去将成为历史，新的一页即将到来。

    这正是：年少无知太轻狂，不学无术当自强，广阔天地有作为，千锤百炼方成钢。

    我们乘坐的专列像脱缰的野马，沿着京哈铁路向着祖国的最北方驶去，车厢里从哭泣、平静到不时传出孩子们欢腾嬉闹的声音，大家对获得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火车的汽笛声传向远方，殊不知人生的命运从此开始改变。

    那时的孩子大多数都没有坐过火车，第一次乘坐还挺新鲜，有的同学干脆连北京都没有出去过。而我在上小学时，大姐就带着我坐火车去南方看望母亲。有的时候，家人把我一个人送上火车交代给列车乘务员，告诉到站领他下车，站台有人接。记得有一次坐火车，乘务员特别热心负责，怕我跑丢了，把我锁在车箱的乘务员休息室里，过一会儿给我送点水，过一会儿问我是否上厕所，享受着贵宾级待遇。

    想当年，我们的父辈与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推翻“三座大山”，直至创建了新中国。如今，他们的后人，五十多万知识青年，同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为消灭＂三大差别＂，汇集到北大荒，加入了前所未有的上山下乡政治运动，投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任务，再创辉煌。想起这些，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感到无比自豪。

    8日早上，火车停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火车站，带队的首长拿出事先内定好的各连队名单，开始点名列队。大家一下火车就略感东北的寒冷，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正值旅游黄金季节，我们这些人出来时只穿着长袖衬衫，单裤，但9月的东北早晚已经很凉，接我们的人穿着棉大衣，早就在车站等候我们，有句谚语“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形容东北九、十月份的气候。我们连队一共40人（男22女18），乘坐在敞篷卡车里，相互依偎，满脑子都装着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想着就要穿上军装，见到梦中整齐的军营，敞亮的大礼堂，让我们建设好的边疆……。

    卡车行驶大约20公里，上午到达了目的地——二十九团一连。

（3）兵团

    1968年中央出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需要，命沈阳军区以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为基础，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任务。共收编了原农、牧、渔场93个，合编为6个师辖58个团，3个独立团，各师分别用“建、设、钢、铁、边、防”命名。

    我们被分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二十九团一连，部队编号：钢字312信箱41分队，连队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方台区西南3里，是早先集贤县农场的老场部，建于1947年，是东北地区开发最早已初具规模的农场之一。

    双鸭山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在中国版图右上角鸡头的位置，是以煤炭开发为主的资源型城市，是全国十大煤矿产地之一，煤炭储量占黑龙江全省煤炭资源的50%，是全省唯一兼有大煤田、大粮仓、大森林、大湿地、大农场的城市。双鸭山市辖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4个市辖区，集贤县、宝清县、友谊县、饶河县4个辖县，当时城市人口大约十几万人，69年，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就发生在双鸭山市饶河县境内。

    我们连队从1968年开始先后从哈尔滨、佳木斯、上海、天津和我们北京五大城市来了八批知青共200多人，加上当地住户大约有四五百人。连队除一排女生宿舍、食堂+礼堂、小卖部和卫生室是砖瓦房外，当地老职工和其他知青全住的是土坯垒砌的房子，我们北京二十二个男生被安排住在原场部的招待所里，说是招待所实际上也是东北典型的带火墙、火炕，坐北朝南的一排土坯盖的稻草铺顶的房子，据说原来搞运输的、赶大车的路过这里就在此歇个脚儿，招待所里边朝南面有几个小单间，坐北是一溜大火炕，我们二十二个北京来的男生一字排开，就睡在大通铺上。

    所谓的兵团，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就是把原来的农场其实就是自然村按部队编制进来，一个村为一个连，一个县叫做一个团。二十九团大约有二十几个连队，我们安德路中学和师大二附中一行共五百多名新老毕业生全部分布到各个连队，有烧制砖瓦的工程连、面粉加工连、有专挖煤的煤窑、有汽车连、武装连、有畜牧养殖连、其余的都是农业连。我们一连属于农业连，人员结构比较复杂，有早期开垦农场时部队的转业官兵、老支边青年，有劳改释放人员和很早就从内地闯关东的后代，不过他们现在已经都成为了坐地户，我们知青统称他们是老职工或当地知青。

（4）连队生活

    来到一连谈起基本生活就要先说说“吃”。记得我们每月固定工资32块，伙食是集体制，每人每月交11元发个饭卡，去吃饭时，把饭卡交给食堂的管理员，他在饭卡上画个勾，管吃饱，不准往外带。早中晚三顿饭，早上是大碴子粥和咸菜，中午，每人一份菜，主食是大碴子饭随便吃，晚上也是如此，只有在地里干活，中午送饭才能吃顿馒头、包子。菜也单一，就是大白菜、土豆、粉条、豆腐或冻豆腐换着做，今天是大白菜炖粉条，明天是大白菜炖豆腐，后天是土豆炖粉条，菜里边只有星星点点的油星，吃得大家一到食堂门口闻到大白菜的味就恶心，特别是到了冬天大白菜都冻了，整天吃这个真不是滋味。

    我们连队属于农业连，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大豆，有少部分谷子和高粱，但我们很少吃到馒头、面条，大豆全部用于出口为国家创汇，谷子和高粱当地都用来作饲料喂牲口，大碴子粥和大碴子饭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大碴子粥或饭是用整粒儿的玉米放在大铁锅里放水加点碱，要熬上几个小时才能烂，偶尔里边加点芸豆。我们这帮北京孩子，第一次进食堂看见别人端着黄澄澄的大碴子饭还以为他们吃炒鸡蛋呢，来兵团前，都听人家说东北富，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说来也蹊跷，我打小肠胃就不好，吃的不合适就要拉肚子，可到了东北吃这整粒儿的玉米饭，难得消化却也没有事，告诉家里人他们都为我担心。再看看我们这些同学，可能正赶上发育阶段，体力劳动消耗大，新陈代谢快的缘故，在没有油水，蔬菜和主食单一的条件下，个个吃的膘肥体壮。记得一个女生，一年后原来的瘦长脸愣是变成了冬瓜型。天冷了，我经常穿一件小时候的棉猴儿，下乡时母亲给加肥加长了，棉猴儿带个帽兜子，偶尔有馒头吃时，我就趁人不注意往背后的帽兜里放上两个带回来。一次我到食堂，正好连队招待完来访的客人，菜盘子里还剩下一点带油星的菜汤儿，我见四处没人，不由自主地端起盘子舔了几口。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从小不懂得什么叫受苦，就连60年全国闹饥荒都没发愁过吃的孩子，今天有如此不雅的举动。

    东北的生活物质条件确实很匮乏，在当地连个最普通的水果糖块都买不着，到兵团时，我特意带了两瓶小香槟酒，早已喝完，地方商店从来没听说过这种酒。每月一到开支，我们这些知青就三三两两地结伴，走上几里路到附近的四方台矿区，喝点小酒，搓上一顿，解解馋，改善一下。再有就是其他连队的同学或朋友远道而来，赶上吃饭就在小卖部买桶沙丁鱼或肉罐头，表示一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当然，我也开始知道靠自己劳动挣来的钱真的不容易，每月的结余会积攒起来，10块、20块的寄回家里。

（5）

    说完连队的基本生活“吃”再说“喝”。一连的驻地因离四方台煤矿很近，整个村庄的下边几百米的深处早已被煤矿开采挖空，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塌陷，连队的深井泵经常抽不上水来，属于严重的缺水地区。连队为了保证食堂和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经常要派拖拉机到附近的连队去拉水。每当拉水车开到水房，村里的老人孩子就拿着水桶排起长队，连长亲自掌勺分水给大家，我们知青没有水桶就都端着脸盆。可想而知，一天劳动下来满身的臭汗满脸的泥土，就靠这一盆水怎么能够？多一点的时候还要赶紧把换下来的衣服清洗干净，连队有个顺口溜，叫做“一三五干擦，二四六全免”，真是净水贵如油。

    注：一连由于地质出现大面积的塌陷，从2010年开始，人员已经全部迁移，目前连队只剩下水房、食堂、女生宿舍和场院四个标志性的老建筑物，其它民房和建筑都已推倒改种农田。

（6）

    说完连队的基本生活“吃”和“喝”，自然还有“拉、撒”。对于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只有到城市的郊区农村才能见到非常简陋的厕所，而东北农村的厕所真叫一绝。

    我们住在连队集体宿舍要想方便，大家都去外边的公共茅楼（东北人管厕所叫茅楼）。茅楼是在挖好的一个深土坑里用木方搭起架子（地面下边一层，上面一层所以叫楼），在地面一层用木板打成小隔断用于方便，可四处漏着缝隙，有的还没有门也不分男女，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夏天下边爬满了蛆，大便时还要小心溅着，冬天冷的不得了，每次上茅楼凛冽的寒风像刀子刺着屁股，蹲着往楼下一瞧，真有一种坐在飞机上鸟瞰崇山峻岭的感觉，堆成的宝塔似冰山峭壁绝对自然壮观，有时在下边还有饿狗眼巴巴地盯着你，等着趁热吃呢。

（7）

    最后再说“睡”。一连的地段非常大，方圆也有几十里，共有耕地1万5千亩（一千晌），分六大块地分别编号1、2、3、4、5和6号地，最大的是1号和6号地。我们下地干活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从驻地走到最远的6号地有8里路，光路途就要半个多小时，中午在地里吃饭休息，下午5、6点钟才能收工，在田间工作就要十个小时，一天农活下来，又脏又累，回来又没有水洗，没过多久，我们北京的22个男生身上都先后发现了虱子。

    开始，长了虱子还特别的膈应，小东西都藏在内衣内裤的缝隙里，专咬你的腋下，咬得实在难受就脱下内衣，在灯底下用两个大拇指挤，用开水烫。劳作一天的知青，睡在火炕上，总算能够好好的休息解解一天的疲劳，可饿了一白天的跳蚤又开始了忙碌，在你的被窝里上蹿下跳，身上被这些不速之客咬的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这么多人睡在一起，虱子、跳蚤杀也杀不尽，灭也灭不绝，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不仁，最后只好跟它们和平共处。（当地人说：身上没有虱子就没有人味儿）

(8)鸡舍打更

    在知青的故事中，常有在村里偷鸡摸狗的事，我倒是没有偷过谁家的鸡，可我“顺过”队里的鸡蛋。

    有一年的开春，连队鸡舍打更的老头家里有事，排长临时安排我替他一个星期。我们连队的鸡舍在两里外的南屯附近，归连队上了岁数的妇女和老人组成的家属队管理。上夜班看鸡舍可是美差，每天接班后，没有什么情况的话就可以锁上鸡舍大门睡觉，中途起来巡视几次，一直等到早上天亮，饲养人员来了交班，既不需要我干什么活儿也不影响晚上睡觉，第二天白天还可以外出办点自己的事。

    第一天晚上我接班后，为了熟悉情况，在整个鸡舍里里外外转了一大圈，发现鸡窝里有母鸡刚下的鸡蛋，拿在手里热乎乎的，蛋皮开始还是软的，过一阵儿才能变硬，我从小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鸡蛋。鸡蛋在大城市都是计划供给，买鸡蛋时个个都要放在灯上照，生怕赶上一个散黄臭子的，买回家后鸡蛋摆在大米上，舍不得吃。这回鸡舍里几百只鸡，虽然鸡蛋都在白班下班前捡走装箱，晚上下的少但也没有数，不是有这么个老话叫“靠山吃山”吗，既然咱们干这行就先吃它几个。在北京，我吃过西红柿炒鸡蛋，有病时吃碗汤面里边卧个荷包鸡蛋，可眼下鸡舍只有火炉子、水，没有锅和油。

    第二天，我从食堂要了一点咸盐，接班时带了一个喝水的缸子，用茶缸子加些水放在炉子上把水烧开，打了三个荷包蛋吃，早晨下班后，又带回几个，放到宿舍的箱子里，就这样每天去荷包几个鸡蛋吃，回来时带回几个。刚开始吃的荷包蛋还津津有味，可每天这么吃，越吃越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打更的老头回来了，我又回到农工排干活，箱子里边也攒了二三十个鸡蛋，我又开始犯起愁来，这些鸡蛋怎么打发？宿舍里边一共有二十多个人，我给谁吃不给谁吃呢？而且让他们知道我拿了队里的鸡蛋也不好啊！思来想去，我又想出了一个吃鸡蛋的好办法，用开水冲着喝。宿舍里有备好的开水，我们的箱子都放在一个单独的储藏室里，每次我都拿着茶缸子，到储藏室从箱子里取出两鸡蛋，磕碎打在茶缸子里后用勺搅碎，然后用开水冲成蛋花，往里边放点盐或加一勺白糖，喝的有滋有味。

    说道吃鸡蛋，我又想起曾经为吃干过的另一件囧事，听说连队有规定，知青有病拿病假条食堂照顾可以做碗热汤面，里边还卧个鸡蛋，我也馋得想试一试。我明明没病还得装病，人没走到连队的卫生所，腿就开始发软心里打鼓，为了吃硬着头皮往里走，还没等见到卫生员说话脸就通红，多亏卫生员是哈尔滨知青梁大姐，知道我不舒服没有多问就给我开了一天的病假条，就这样我享受了一次连队为知青订制的特殊待遇。

    那个时候国家属于计划经济，物质严重匮乏。在北京生活不比不知道优越，起码有些副食供应，能吃到水果糖、托人能买到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能吃到榨菜和“朝鲜辣丝”，在报社食堂隔三差五能吃上大米、面条、包子和饺子，“肉皮炒胡萝卜丁”、“肉渣饼”；可知青在当地每月只能买二两白糖，整天吃“大碴子”，馒头、包子也只能在地里干活需要送饭时吃到，其它东西买不到也根本见不着，每天下地干活儿特别的累，正赶上长身体发育阶段的我，‘顺的这点鸡蛋’就算给自己补充点营养吧！

(9)一把军号

    2012年的10月，我们连队五市一地的知青一百多人聚集在北戴河，天津知青马达强看见我，提起当年我曾经是连队的小号手。我问他，你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马达强笑了笑：“当年，连队的几个领导在酝酿司号员人选时，我正好在场，就顺嘴说了一句，让洪烈去吧，没想到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就这样，我拿起了军号，当上了一连的司号员，还专门到师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培训。

    那是71年的事情，当时兵团出于“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备战的需要决定各连队都配备一名司号员，集中在师部培训。说起司号员大家在电影里都看过，在那个年代，司号兵紧随首长，站在高处手持军号特别神气，号音如同舰船上的旗语是我军传递信息通信联络的重要手段，部队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从统一的指挥，从早上起床，吃饭，集合，睡觉到熄灯，号声就是命令，特别是战斗中那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冲锋号一响，战士们一跃而起冲出战壕，像潮水似的冲向敌人阵地，吓得敌人魂飞胆破的场景印象之深。

    其实练就一个司号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在培训班上，司号长谈及司号员的特殊作用时感慨地说：“司号员的重要性在于无法替代，战斗中牺牲一个连长，可由排长、班长代理，但是失去了一个司号员，部队就成了瞎子和聋子，指挥联系就会瘫痪”。（电影《集结号》就是围绕部队以集结号为令所展开的故事）他还说：“在战场上司号员虽然不是第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他必须具备不怕死的精神，因为军号在哪儿吹响，哪儿将成为敌人炮火重点攻击的目标，所以司号员一旦接到命令必须跑到离首长几十米外的安全地方吹号。另外，司号员也要根据战时的需要灵活处理，并不都是站着吹号，有时要跪着吹，有时躺着吹，甚至趴着吹，”。最后还特别强调:“培养一个军号手并不容易，有的吹得尿血，吐血，有的夏天吹得响，冬天就吹不动了，吹号和肺活量有关，不能间断练习”。

   真是这样，第一次我拿起军号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吹不出声音，即使响一声也跟放屁似的特别难听。司号员的功夫在嘴上和肺活量，平时就要按战时要求训练，我们一共20多人每天一大早起床不让撒尿（大小便跑气），憋着跑步到附近小山下，对着山谷，从最低音符开始逐个向高，集体练习发音，训练一个小时后才回驻地洗漱吃饭。

    号谱由五线谱标注，有高低音还有换气符，吹出的高低音符是靠号嘴和嘴唇使劲儿接触的程度及用气大小决定的，就是说越高的音符越要往嘴唇上使劲儿摁，用气力也越要大，可以想象，嫩嫩的嘴唇夹在牙和铜号嘴之间，吹完以后嘴唇里边是深深的牙印外边是一圈号嘴印，一会儿嘴唇就麻木了，几天下来，大部分战友的嘴唇被牙齿膈出了血泡，号嘴往嘴上一沾就钻心的疼，上面粘的血迹斑斑，还要坚持不停的训练。像冲锋号“滴嘀哒滴滴滴-滴嘀哒滴滴滴-滴嘀哒滴滴—滴”几乎都是高音，中间还不能换气，就要憋足一口气一气呵成。

    因为不停地吹号，口水会流入军号的喇叭会影响发音，必须吹一会儿就把军号的号嘴取下来，将号管里的水甩出去，特别是在冬天防止冻冰堵住号管。另外，冬天号嘴要单独摘下，放进棉袄贴身处，因为冰冷的号嘴需要用时马上和嘴接触很难吹响。

    为了不影响村民，我们在宿舍时就光吹号嘴练习，课下还要背诵大量的号谱，什么是冲锋号、集合号、前进、停止号、什么号是在叫连长，如何通过号声识别敌我，上百个号谱必须听懂熟记。

    几个月的培训结束了，我回到连队照常每天下地干活，再没有练习吹号。一天深夜有人把我叫醒，说连长让我到连部有紧急任务，我穿好衣裳拿起军号跑到连部，连长告诉我，今天晚上是全团统一演习，你马上集合全连队伍。我快步跑到操场吹响了集合号。

    由于一直没有练习，有些音符已经吹不出来，反正他们也听不懂我就滴滴答答的朝着四面猛吹了一阵儿。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训练，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半天来的人并不多，连长看罢嘴一歪，只好又敲起了连队平时开会、下地干活的钟声……。

    打这以后，这把军号就再没用过，我把它压在了箱子底下。随着战争现代化的发展，军号这种古老的通信工具，已经不适应高科技战争的发展需要，1985年我军精简整编时取消了司号兵，吹号打仗已经成为历史，但这把军号我个人一直保存到现在。

(10)水曲柳箱子

    到过东北的人都知道，那里不缺少木材，但水曲柳木很少见到。由于它的木质和花色特别好，专门用来制作枪托，属于军用木材，所以在当地老职工的家里才能见到水曲柳面的家具。

   我就要离开连队了，准备把平时积攒的几块水曲柳板子做成箱子带回北京。正好哈尔滨知青段维枢和我住在同一宿舍，他本身就做过木匠，又有现成的工具，掂马勺儿和木工活儿是他的看家手艺。我把想法和老段一说，他满口答应下来。于是我俩就在宿舍门口（也是连队卫生所的走廊）搭起木工架子，抽空干了起来。老段负责设计；画线、对花、拼板、刨平、抠榫头的细活，我给他打下手干些粗活，按照要求锯、刨、砂纸打磨，几天下来还真学了不少的手艺。原来要把箱子先要做成一个盒子，然后再用钢丝锯把它破开成为我们使用的箱子。老段说：“这样做出的箱子，盖儿才严丝合缝，上下花纹能够对上，整体效果好”。接下来，老段用刨花沾上染料往箱子上图色，最后刷了三遍清漆，制作出的箱子纹路清晰还真棒。

    连长肖荣知道我准备走了，问我：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吧?我说都准备好了，他说：连队给你打个箱子吧，我说已经有了，那就再给你打个大点的箱子把你的箱子套在里头。就这样，他交代给木匠棚的老范师傅和哈尔滨知青曹济龙办这个事情。

    2012年10月五地知青在北戴河聚会，曹济龙看见我时专门提到此事，说当时我走的很急，给我做箱子时，我还买了糖块和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给木匠棚的师傅们，因为当年带过滤嘴的香烟非常少见，所以他至今记忆犹新。

    在北京，我并没有自己的家，只好把带回的箱子暂时存放在了我的姨家。一次，我从学校回到姨家，我姥姥悄悄地跟我说："你把箱子拉走吧，家里地方小，免得为这儿发生矛盾"。是啊，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都很差，姨家只住二十多平米的一间房子，房间里边儿东西挤的满满的，晚上，姨和姨父还带着两个孩子都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姥姥一个人睡在一张单人床，我的箱子就放在姥姥的床头边，到了冬季，北京屋里还要生蜂窝煤炉子取暖，家里哪还有落脚的地方。

    为这件事我挺为难，箱子长期放在姨家确实不是一回事儿，可学校这儿我又人生地不熟，这么大的东西我怎么把它拉走，为此我只好求助当时回北京探亲的赵克健。克健是个热心肠的人，原来在连队我们住在一起相处很好，也帮我办过很多的事儿。这次，他知道我的情况后二话没说，就从他姐姐的单位借了一辆三轮平板车，愣从和平里一直骑到长椿街我姨家住地，帮我把箱子拉到了北大，然后连口水都没来的及喝，就自己登着三轮车赶在人家下班前把车送回和平里。从北京的东城区到南边的宣武区再到西北的海淀区，最后再回到东城区，克健登着三轮车相当于绕着北京城跑了一大圈。那时的朋友，确实都很朴实相互之间很真诚，有求必应不求任何的回报。在我大学毕业后，还是克健开着大卡车帮助我把箱子又拉到新分配的工作单位，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公司。

    这个箱子，我觉得特别珍贵，因为这里有我和战友的心血与情份（十几年前老段来北京，我们见面还一起吃饭，没想到几年后听说他得了重病走了），它也是我从东北带回的一件有当地特色的物件。几十年来，风吹日晒，箱子已经腿色，几处接口也有裂纹，期间我搬了很多地方，去兵团时带去的铁皮箱子早都处理了，可每次我都不舍得丢弃这个水曲柳箱子，因为这个箱子不仅是我下乡的一个见证，同时它记载了我们知青之间深厚而真挚的友谊。

    多少年过去了，每每看见这个箱子，想起当年围绕着它发生的故事都让我为之感动；经常看见它，我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不会忘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1)几个笔记本

    兵团的战友知道我上大学的消息后，用不同的方式为我庆贺。在那个年代，送日记本留作纪念最能表达革命的友谊。这里边有北京的叶颂平，上海的李蓉、诸玲珍，哈尔滨的陈树成，当地的知青田振华、齐放等共十几本。我是带着贫下中农的重托和当年这些战友的期望，踏上了回城上学的征程。战友的一片深情我不能忘记，他们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是鞭策，所以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

     在几年边疆艰苦生活的岁月里，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和当地的职工相互早已融合在了一起。上海的李蓉因为她的爷爷在镇江，她从小在镇江上过小学，后来回到上海，而我母亲一直在镇江工作，所以每次我或者她探亲回家，都互相帮助捎些东西。据李蓉回忆：每次母亲见到她，都放心不下远行的儿子，拉着她的手，眼眶含着泪水问长问暖，还把我托付给她。从那时起，李蓉就一直把我当做她的小弟弟，对我生活和为人处事特别的关心照顾。上海的诸玲珍，我们是球友，她在一连女生里乒乓球打得最好，私下我们经常切磋技艺。七五年，她上了牡丹江师范大学，我们都在学校，还常通信互相交流上学后学习的经验。再有当地的知青田振华，这么多年下来，我只记得其名和她与我们知青关系很好，交往挺多。2012年在北戴河聚会，开会时，她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没有认出她，当大家填写自己的联系方式时，我才看见她的名字，我马上和她说起当年上学她还送过我一个日记本。她说，那时她调到团部招待所工作，我有时到团部办事，经常去找她，说我上大学以后还给她写过信。

    当地的齐放大家都认识，他上中学时就读过很多书，是一连的秀才，但他到机务排的时间比我要晚，分配和我在一个拖拉机组。论技术，我是他师傅，论知识他是我老师，论年龄他又是我的兄长，可他特别的谦虚，干起活来总是抢在我前面，并且一有空，就给我讲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从不落下我，盛满饭盒打发孩子送到我的宿舍。就这样，我们俩朝夕相处，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离开连队前，他请我到家里吃饭，嫂子给我做了一桌子的菜，齐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去上学就是我去上学”，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只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激，临出家门一股热泪涌了出来，我们哥俩抱在一起难舍难分。后来我才知道，他因家里孩子小，负担重，一直放弃了他多年想上大学的愿望，他对我能上大学寄予厚望。

(12)老连长、我们永远怀念您一一2023.2.6

得知肖连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心里特别的沉重。他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始终在我脑海里回荡，久久不能平静。

今天，想起和肖连长在一起的二件事情，以表示对他的怀念。

大概是在七二年春天的时候，我在机务排开拖拉机，有一天收工后从六号地开着拖拉机赶回连队，一个是为了交班，第二个肚子早就饿了。

在往回赶的路上，正好追上了田辉开的另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因为他的车后边还牵挂着一个很宽的农具，路窄我无法超过，只能紧随其后。

没成想在车开到一个路面下坡的地方，田辉不知道遇到了什么，突然把车停了下来，我见后赶紧刹车，还是躲闪不及，车的履带撞瘪了他农具的一个轱辘。

这下我俩都傻了眼，我后悔跟他太近追尾，但又想埋怨他好好的路干嘛突然停车！怎么办？只好让田辉拉着受伤的行进中一高一低颠簸的农具继续往回走。

回到连队以后，我俩都明白让别人知道的后果，不敢怠慢，赶紧把农具的轱辘卸了下来，心里想，马上拿到铁匠铺，让铁匠给修复过来装上就没事啦。

当我们从铁匠铺把修复好的轱辘正准备重新装回农具上的时候，不知道肖连长从哪得到的消息，只见他绷个脸歪个嘴从远处直奔我们走了过来，我一想这下坏了，我惹了祸，肯定要挨骂，心里噗通噗通地低着头只管干活。

肖连长走到我们跟前，始终没有说话，一直看着我们把轱辘安装好。我放下工具才敢偷偷地看了连长一眼。

肖连长见到修复好的轱辘对农具的使用影响不大，特别是得知我俩饿着肚子及时抢修，不会延误地里的农活，脸上才勉强留露出一丝的笑容…

连长没有批评我，他明白自己的孩子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我从他的表情中也仿佛得到了家长的原谅。

第二件事情，大概是在七三年。双鸭山市勘探队的王师傅他经常出差到镇江去采购设备，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的母亲。我母亲知道他是从双鸭山过来的，那当然想托付他顺便照看一下远方的孩子，临走时送了他很多当地的特产。

就这样，王师傅经常绕道到一连看我，我也有时间去双鸭山他的家里做客。

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让肖连长知道了。有一天肖连长找到我，你抽空去双鸭山勘探队，通过那个师傅见到他们的曲队长，跟他说一声能不能给咱们连队打一口水井。

大家都知道，咱们一连吃水是多么困难，连部底下已经都被煤矿挖空了，不可能再有水。

我接到肖连长的任务，到双鸭山见到了勘探队的曲队长，把我们想要求他们帮助打井的事情说了一下，曲队长也是一个爽快人，他直接跟我说，你回去以后，跟你们连长说一下，看能不能给我们几头猪。

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很困难，物资匮乏，又都没有钱，我现在想起来，可能这就叫易货贸易。

我回来以后，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跟肖连长做了汇报。我完成了任务，给他们建立了联系，后来的事情我就一直没有过问。

一直到了2015年邀请肖连长到北京，我才问起这件事儿。肖连长说，他们在咱们南屯儿进行了勘探，成功打出了一口深水井。这个事儿，缓解了咱们连队当时吃水的困难。

今天回想起这些点滴的往事，就是为了怀念我们的老连长，他对工作向来是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不仅夜以继日一心扑在连队的建设，农业发展上还时刻为一连百姓的生活操尽了心，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北大荒。

老连长的功德，我们应该永远的牢记，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