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李贻玲写的《难忘北大荒》，除了引发我许多回忆，最让我感到满足的是让我从中领略了老一辈垦荒者的风采！

所以用“好人”这个很平凡的字眼来给史玉田定位，是因为现在人们对好人的出现特别的渴望；更因为现在的干部能把“好人”做到史玉田这个份儿上，也真是难能可贵！

他做了什么让你如此看重？请看1

《难忘》说：史玉田教育知青，再教育，不光学农活，要学习贫下中农的思想，学习贫下中农的感情，要和大家打成一片，要改掉身上的娇气、傲气。他还亲自为返城的知青钉箱子，打包，告诉给父母带点山货和当地土特产。远离父母的我们，能有如此中肯的教诲，温暖的慈爱，实属幸运。说这些话，现在是很时尚，也不太往心里去。但是，在史玉田看来，教育年轻一代，是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了知青的挚友、严师。

在实现习近平时代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是多么需要大批像史玉田这样的干部，为我们这些老同志在树德育人方面解决后顾之忧啊。

请看2：

《难忘》是这么介绍的：徐汉文、刘兆林、周炳志、许明山、郑培基是戴着黑五类帽子的技术骨干老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启用他们，要冒多大的风险！但是，机务的技术改革迫在眉睫，关系到农业收成的成败。于是，史玉田拍板让他们大胆工作，最终技改成功，一连的春播得以顺利完成。史玉田高兴的“披着衣服的两个空袖子，摆来摆去，像鸭子似的”

一连的先进事迹很快见报。后来，徐汉文等，又为当地的技术改革做出了很多贡献。《难忘》用“受宠若惊”来形容这些技术人员精神解放的状态真不为过。拿现在的话说，人是第一位的，爱护人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史玉田是践行党的宗旨的模范！

换位思考，现在的某些领导遇到此类事，能怎么做来表示对党的忠诚？是将徐、刘等人摁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此邀功；还是任凭生产受损，泰然处之，静观事变或者最终把生产受损的责任设法转嫁他人？史玉田内个时候就顶着被罢免的风险，为诸将领树立了榜样！

更请看3：《难忘》记叙道：“一心为党，为公，为民的老书记向您鞠躬啦”。我也想说：好人史玉田我向您鞠躬啦。因为“记忆里的60年代，人们吃不饱肚子，您有意把东边割下的稻子留下几大堆，让人们去‘偷’”

好家伙，这不是欺瞒上级吗，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但是且慢，有道是人民的利益大于一切！我史玉田看不见罢了，我史玉田看见了，岂能袖手旁观而自保，又岂能不救民于危难而自荣！只要不饿死人，其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国情，是判定一个干部执政理念、执政水平的最佳客观依凭。那个灾难深重年代，能安定一方百姓，使其免遭于难，是史玉田党性原则的体现。

其实，欺瞒上级、知法犯法，在我们今天的有些部门有些干部身上，倒是体现的挺充分的。史玉田同志的作为，使假公济私与克己奉公有了明确的参照。他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干部爱民如子的情怀，也透视出某些人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的可恶嘴脸。

当年风风雨雨、艰难困苦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磨练。这种磨练就包涵了我们的父辈——那里的人民对我们的言传身教。《难忘》中提到的史玉田书记的几件事所反映出的精神价值，对我来说，真可以用“震撼”二字来表述。因为它不但曾经照亮了我们，也照见了今人的不足。

我们荒友常常满怀激情地歌颂自己亲历的那段生活，为什么，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有很多具有像史玉田书记那样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干部，曾经用他们的情感温暖着我们，用他们的行事理念教育我们一代知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不管莫言是如何评价这场运动的，也不管这场运动的起源是如何的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下乡知青的精神走向的总趋势是向上的，而且一路走高。仅就这一点，还不能说明这个教育确有必要吗？反言之，有什么比亿万青年的精神滑坡更可怕的呢！（其后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状况，老同志们自有评说）

我们丝毫不能松动我们为之奋斗的上山下乡运动积极成果的认识。这是我们知青老同志们共同的精神财富。